陈文茜谈蔡康永：他把人生过得“轻如鸿毛”

他的生命，是从“失去”开始出发的。

与蔡康永对谈时，我们的话语像一组反方向转动的时钟—我跳着格顺时而走，他则跳着格逆时而活。

蔡康永的父亲出身上海世家，年轻时阅尽上海滩殖民地时期的风华。逃来台湾后，一切重新来过，包括他参与经营最后沉没的“太平轮”，这造成了他脑袋里始终挥之不去的歉疚。

蔡康永回忆他的童年，好似过着二手人生。高贵的黄鱼不够高贵，至少比不上当年的上海；精彩的京剧不够精彩，因为“白蛇”跳起的没有上海戏班三张桌子高。

生命隔着一层膜，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灰，沉重且黑暗。他记忆中最经典的画面是，父亲于冰淇淋店与一名驼背蜷曲如“一只虾米”的女人相遇，父亲竟向儿子开口道：“当年，她是青岛第一美人”。

“美好的”都是“曾经”，也只是曾经。财富、地位、美色、声望乃至生命，战乱及岁月的浪潮无情而快速地席卷了蔡康永父亲的世代，所以当蔡康永出生时，他获得的第一个礼物是“体会失去”，无时无刻的失去。

生命是一种追赶，像一辆马车，未曾停歇。太阳升起、坠落，而生命的马车，甚至没有驿站。

于是，他决定从沉重的格子里跳出来，跳出某些注定脱逃不了的宿命，以幽默对待。阅读了《李尔王》、电影“作者论”等学术作品后，他写下“自己的鼻孔自己挖”这样荒诞风格的文字。

他的确做了这个实验，耳朵可以靠别人挖，鼻孔自己不挖，方向错乱、掏不出鼻屎。

约莫20年前始，台湾电视及创作圈因此出现了一个“怪咖”，游走在不同领域，不同世代之间。

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说到人们如何逃脱命运：这一夜爱的缠绵，下一夜消失彻底。而蔡康永的生命始终没有这一类的“承受难题”，他早已如一名观众，或动物园的一只顽皮猴子，半嘲半笑地看待周遭发生的一切。

他曾在小S低潮时告诉她：“什么事，过十年后看，都是云烟。”

此外，对死亡、爱，蔡康永似乎也早已看明白。“死亡，本来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是它以句点的方式出现了”，“我们一定会死，这没什么好挣扎的”，“比较值得挣扎的，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品尝活着的滋味”，“他看来虽是少年，但心衰老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以为人可以永生不死”，“爱，怎么可能让我们不受苦？充其量只是让我们受的苦，变得比较高贵了”。

蔡康永显然打算把他人生的一切，过得“轻如鸿毛”，而非“重如泰山”。

对他这类人，近日讨论的“安宁插管”（安乐死），是个连情感挣扎都无须存在的意念。死亡，只是一场生命最后的表演仪式—地球舞台上一个人出生了，另一个人死去了。

大学时期母亲过世，35岁不到父亲也走了。我说他是“孤儿”，他一脸错愕，加个“老孤儿”，他立刻抗议。人生已经太有限，勿需涂抹太多灰黑的粉末；人生已经太有限了，有时难免踏错几步，“不如姑且当作跳舞”。

对众人来说，告别本来是人生最难的功课。我们打从出生起，便开始学习告别。告别童年、告别青春、告别纯真、告别亲人、告别你曾爱过的。每一天醒来我们都在与昨日告别，每一个夜晚我们都在和太阳告别。练习了千千万万次，告别始终那么难。

但对蔡康永而言，人生不过是一场戏，一个轻短句。他早已炼就一双观众的眼睛，而告别，只意味着有一天他离开了观众席。

那里少了一名，常常乱笑的怪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