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个巨大的循环利用的垃圾箱。

爱一个人不止一种方式，爱一本书也不止一种方式。那位女服务员主张优雅的爱。她认为书的形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书的外表和内容是不可分的，她的职责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一本书离开书商以后，就应当永远保持它完美的贞洁，这种意图很高尚，却注定要失败。法迪曼家族主张世俗之爱。我们认为书的词语才是神圣的，而装载词语的纸张、布面、厚纸板、胶水、装订线、油墨等不过是容器而已。根据实用的需要，无论怎么样对待它，都谈不上是亵渎神圣。狠命的使用不是不尊重，反而是亲密的表现。

有一天，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外出打猎，他早晨不断构思的一个句子突然冒了出来。他怕把他忘记了，就立刻射死了一只乌鸦，拔下毛来削尖了，蘸上乌鸦的血，把句子写了下来。

以后我再也不要在送给别人的书上热情洋溢的写一大段废话了！正如我也不愿意别人那么对我。

乔治·奥威尔在1936年写了一篇文章《书店回忆》，记述他在一家旧书店里当小职员的经历。工作时间很长，店里很冷，书架上到处是死掉的青蝇，顾客中有许多人精神失常。最糟的是：书籍本身也渐渐失去了光彩。他写道：“曾经有个时期，我真正爱书：爱书的形象、气味、触摸的感觉，尤其是五十年以上的旧书。钥匙在乡村的拍卖会上花一先令买了一大堆书，我更是欣喜若狂……但是自从在书店里干活以后，我就不再买书了。成千上万的书堆在一起，就显得令人厌倦，甚至厌恶了。”

爱尔兰小说家麦加亨（John McGahern）小的时候，他的几个姐姐趁他读书时轻轻解开他的鞋带，把一只鞋从他脚上脱下来，他浑然不知。她们又把一顶草帽戴在他头上，仍旧没有反应。只有她们把他坐的木椅子搬走了，他才从书中醒过来。

我们非常衰弱，写字很困难。但是对我来说，我对这次行程不感到后悔。它显示英国人能够忍受痛苦，互相帮助，在死亡面前坚忍不拔，无论现在和过去都一贯如此。

在政治对手迪斯累利一方看来，他又是眼中钉，肉中刺。有一次，有人问迪斯累利：“不幸（misforture）和灾难（calamity）的区别何在？”迪斯累利回答：“如果格莱斯顿先生掉进泰晤士河，那是不幸；可是如果有人把他从河里又拉出来，那就是灾难了。”

我们都认为把我的《毕利·伯德》和他的《白鲸》放在相距四十英尺的两个地方毫无道理，但是谁也不曾动一动手指把它们放到一起。

法迪曼家族主张世俗之爱。我们认为书的词语才是神圣的，而装载词语的纸张、布面、厚纸板、胶水、装订线、油墨等不过是容器而已。根据实用的需要，无论怎样对待它，都谈不上是亵渎神圣。狠命使用不是不尊重，反而是亲密的表现。

人们通常为民族主义，为宗教，为种族牺牲生命。在我看来，一袋三十五磅重的岩石以及它所代表的逝去的世界，也是好东西，值得为之而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