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这些事只发生于特别的历史时期与特定的文化背景。诚然，这一说法至少部分地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它也包含一个诡异的陷阱：将邪恶大爆发理解为历史个别非正常事件会让人以为，我们已经将这样的事件安然地阻挡于眼前的时间与空间之外，普通时间里的普通人不会受其滋扰。
航天计划是在一种政治与社会高度一致性的背景下进行的······相形之下，种族主义、种族歧视、贫困与犯罪问题、恐怖主义、毒品以及非法移民等等显然就不是可以通过分析式方法一蹴而就加以解决的明确问题。这些问题存在于错综复杂、人的生活轨迹交织而成的环境，其中如果还残存有因果关系，这样的关系也是混沌飘忽、不可预测的。
技术—理性式的管理之所以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是因为它缺乏历史意识，将过去的经历作为一种不可控制的变数。对技术官僚而言，过去的失败不是因为理性方法的运用，而是因为不够理性；如果事情不如规划的那样，那么问题不是出在政策上，而是出于不可控制的政策变异因素。如此一来，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规划，也需要更有效率的可控制度来排除混乱情况的出现。
即使个人鼓起道德勇气来对抗行政之恶，技术—理性观念也没有为这样的个人提供足够的指导来告诉他如何有效地进行反抗。公共服务伦理要求，你不能既是“公务员”，又必须公开地表达与通过立法形成的政治权威的不同。
不要绝望，对于文明的未来你无需如此忧虑。人类的攀登并不高远，他的堕落也不会深重。
马歇尔航天中心雇员的最佳选择是不犯错误，但是显然人们并非随时都可以尽善尽美，因此掩饰自己的任何过错就会成为下一个最佳选择。顺理成章，卢卡斯及其他管理者所听到的都是自己想听的，而不是应该听的，实属意料之中。
在一个多种族社会里，最强势的主要种族有可能占据着最重要的职位与资源，并清除与之抗衡的少数族群。这实质上就是德国人做过的事，我们清楚，掌握强权的人在压力之下，可能会做出多么极端的事来······或许也会有这样一个时候，官僚们可能努力消除所有与城市病有关的病态现象，如犯罪、毒品以及城市治安不良，办法就是将被认为构成社会病的那一部分人群清除掉。
社会角色与社会结构在日常人类行为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远非美国人关于个人主义的信仰所能预料；而且我们清楚地看到，个人道德与伦理原则可以被社会角色与结构所吞噬并消化殆尽。人们一般不会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伦理决定，相反，大家看到的是一系列琐碎且常常含义不清的决定，决心与行为习惯慢慢地让道德感出列。如果当时情势被当作是技术性的问题，或者需要专业化的判断，或者组织权威已经授权，则更会有顺水推舟的效果。
现代组织的特征是信息的分散与责任的分化。在信息分散而破碎之时，可以说组织内部几乎无人能对毁灭性活动有完整的了解，那些有可能掌握足够情况以判断问题的人或许会揣测，组织管理层一定已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只是不对之采取行动而已。
我们无法从有意识动机的角度来判断邪恶，因为心理上的歪曲有可能让甚至是作恶者本身也看不到自己的真实动机。经常地，其动机在于意欲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谋害了其他人的生命。作恶者倾向于在使人们遭受痛苦之后，视自己的行动为必要，或服务于一个更高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