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幸福的人都沉默。百思不得其解，问一友人，对方淡然自若地答：因为幸福从不比较，若与人相比，只会觉得自己处境悲凉。
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读书到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一个女人一定要有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要有别人没法拿走的东西，这很重要。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你不能主动，你不能做任何事，你只能等他心血来潮问候几句的时候平淡和缓地应答，你不该成为逼迫的力量，你是一株等待季节性阵雨的沙漠植物。
任何一本书被一个读者拿起来的时候，他心底都有一种或许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欲望，就是我要改变自己，要提升自己，这是一个很伟大也很卑微的欲望。
一个人去崇拜一个偶像，其实是在利用这个偶像的一些形象，来告诉别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按照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说法，这代表了某种品味的选择。品味就是人赖以区分自己，并且试图在象征性领域战胜其他人的东西。
所以他是一个真正享受孤独的人，因为喜欢孤独的人必定也喜欢爱情；因为唯独在爱情中，才能最圆满深刻地体会孤独，而且这还得是不可成就不会成就的爱情。就这么闭户独居，你不会感到孤独；但是在一个人的怀抱与自己的小房间之中拉锯，且终于舍弃前者回到密室，你的孤独才是完美的。
每一段感情的发生与结束其实都是记忆的战争。受过伤害的，必将迟疑畏惧，因为他记得那么清楚，他害怕的不是眼前人，而是过去的人，他不只是和新认识的朋友交往，还同时和自己的记忆谈判、作战，对方可不知道，这样的关系何等艰难，因为与他角力的是过去的陌生人。
要完全认识一个人，一定要认识他的恐惧。
如果一个人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性里面的阴暗、邪恶，知道自己控制不了那种欲望、那种动力，你就会明白人生很不简单、很复杂，世界很可怕、有很多意外、很多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然后你有可能变成性格比较平和的人，至少你不会再犯傻。所以阅读是一种精神操练，阅读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读书不是让人变坏，而是让我们对人性有一个纵深的理解。
当大家都在狂欢的时候，我却很平静。这是可怕的早衰迹象……——
怀疑是一种顽强的植物。当它被下在两人之间的土地上，即便只是一颗种子，迟早也会抽芽长大，终于扭曲一切，排挤开所有本来健康的花朵，使之枯萎。
哲学教懂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谦卑，因为你虽爱慕智慧，但你永远得不到智慧，他总在你的掌握之外。故此，哲学家是“爱智之人”（Philospher）而非“智者”（Sophist）
擅于文字的，终将死在文字的手上。因为对方将从文字里发现，无论对待任何事物，这个作者都是冷静置度，且能掌握进退的分寸。于是感到危机的存在，如动物般本能地逃逸。
财富，美貌，甚至才华，都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一个人身上无奈的限制与枷锁。你不能说一个有钱人除了财富之外还有一个完全与此无关的内在，也不能说一个美丽的女子除了美貌之外还有一个不受外在影响的本质，不，因为这些所谓外在的条件不只深刻地改变了穿戴它们的人，甚至还扭曲了他们的人格。就像一个面具戴得太久的人，他早就失去了原来的面孔。
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回首来时路，以为自己原该变成另一个人；不一定比现在好，也不一定比现在坏，但总之是个不一样的人。
正是记忆，不是别的，把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联系起来，使我历经时间的变幻还能统一，而不分裂。
你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种偶然。
但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
我都知道了；这一切谎言与妄想，卑鄙与怯懦。它们就像颜料和素材，正好可以涂抹出一整座城市，以及其中无数的场景和遭遇。你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种偶然。握得越紧越是徒然。此之谓我执。
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
等待情人的电话总是难熬，特别是当你留口讯，对方却保持冷静，爱理不理的时候，所有人际来往，莫非一种应答关系，不回电话的就是主人
真正的作品是不表达什么也不沟通什么的。正如瓶中信，在完成的那一瞬间，就中断了和作者的关系，也中断了和读者的关系；存在，同时又消失在无始无终的海洋之中。
我不能不想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那个著名譬喻，他说：一个有人性的欧洲人要是知道中华帝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或许会感到伤恸，并且沉思当中的悲剧意义；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到日常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意思是人类在理性上会接受一套普世的价值，但是在感情上却会受限于具体时空的制约，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发展自己感情上的道德想象力，要能同情共感地体会他人面对的处境。
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 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盼望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总是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比如仓颉造字，据说在他造成第一套文字的时刻，“天雨粟，鬼夜哭”。天何以雨粟？鬼又何以夜哭？因为自此以后，它们无所遁形，它们的真实被文字套牢了。
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
他的品味不在于他买了什么，而在于他的生活风格甚至为人；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故事，故去之事。天宝物华，盛世遗风，痕迹全留在一盏灯一管笔身上了，作者的责任就是把握这点前朝余留的幽暗微光，在未来的无尽黑暗里往回照出一点回忆的朦胧。
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
你愈想掩藏，那掩藏的手段就愈是耀眼。最精湛的伪装反而夸耀了伪装的存在。
有些人似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含糊的“西方反华势力”，以为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也是听命于政坛的反华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实那些媒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表现出深植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机器的共识运作。 ……有事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照听命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识，中国政府是个压迫人权的政府，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
当你想和一个人从头来过，想要创造新的自我，却又不可能割断那不忍让它保存的记忆，就把它沉入水中吧。
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因为对话和辩论总是有来有往的。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 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的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以前我曾经认为师生恋没有更深层面的问题可言，如果学生因为一个人的智慧，因为一个人很博学而去爱他，是很无聊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这个原因去爱一个人的话，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好好读书呢？那样自己不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博学的人吗？后来我才了解，原来知识不是中性的，同样的书，同样的知识，有不同的人体现、构想甚至描述出来的时候是不同的，那些知识无法离开人和人的身体独立存在。
只有实际的行为才配得上道德判断，所以单恋，其实是超越善恶的爱恋。
“极端的美是摧毁性的，人工不可制作，也不能负担。万一它偶尔在某一刻出现在人的身上，那是不祥的。”
“‘自我’根本是无明，它是被误认为真实的一种幻觉。因此，凡是从‘自我’生起的一切，一定都是无明与幻觉。”
中国人的学史态度因此造成了“历史重复”的诡局，因为你越想把对于过去某段事件的理解搬到今天，你就越发现你今天面对的很像前人的经历；于是你就很自然地把前人的作为当作今日行动的指导。结果经过你的实践，未来就变成历史的重复了。所以老板和领导爱读历史，运用在里头学到的权谋术数，使今天的办公室政治活像一部宫廷斗争战。由于在各个阶层各个机构的掌权者都爱历史，所以他们制造出来的世界就跟两千年前的世界本质一样。既是如此，后来者就更觉得历史果然重复，学史果然有用，“以史为鉴”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大家都喜欢历史，都喜欢强调过往历史和今日世界之“同”而非其异，我们就把老祖宗的经历当成了缔造未来的指标了。
“一个人如果30岁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良心；一个人如果30岁了还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大脑。”
每当你觉得快乐或不快乐，满足或不满足时，你都清楚地跳出来看一下自己，这时被刺激被满足的究竟是什么？我需要这样的满足吗？人的确很难认清自己。唯有常常问自己问题，离自己有点距离，你才能清楚看到那个状态下的自己是什么。
如今有力奢华招摇过市之辈多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美的人却几不可闻，岂不可叹？
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我常常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
浮躁是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器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至于将要结束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盼望眼前的河流就是忘川，它永远都不会是同一条河；而踏进去的人在出来的时刻，也就不再是同一个人了。
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不应过度发展，都该保留在萌芽状态，将发未发，因为那是一切可能性的源头。未开的花可能是美的，未着纸的笔有可能画出最好的画。可是事情只要一启动，就不只可能，而且必将走向衰落与凋零。
如果说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那么酒精便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意志大麻了。
可是或许有那么一刻，我们会发现一个不能归类的人，甚至与理想的类型完全沾不上边，但他那点无法分类的东西却吸引住了自己。
这就是逛图书馆的情绪，一种更加认清自己的谦卑。逛书店是满脑都是从自己出发的思考和慾望投射，就看不见自己是谁了。逛图书馆妳却不由自已的开放给未知的书架，让它们提醒自己的渺小和位置。你去图书馆可以认识你自己。
任何幽默感都来源于宽容。
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辞与事实的距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辞以及用那些言辞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
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因为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
人在孤独之中，特别是夜里，听着歌手以现代录音设备所赐的低吟技巧泣诉(从前唱歌的人使用横膈膜，而非喉咙)，你会以为他是你认识的人，正伴和着你的寂寞和思念。重点并不在于世界上是否只剩你俩，也不在于他唱的是不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在于他和你参与了这个情感形式的游戏，丰富且填满了它。爱情是一种幻觉，情感形式亦然，但它们的效应是真的。
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精神指的是：与其做一个跟所有人想法一样的，千人一面的所谓的人，倒不如做一只生活不被人设置，不被人摆布，坚持自己一套的猪。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把自己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的紧张，深怕大人会自此忘却他们，甚至趁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
很多学者形容纯粹的恶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al ev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而汉娜·阿伦特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再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
一个人不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的讲，这就是教养。
所以老板和领导爱读历史，运用在里头学到的权谋术数，是今天的办公室政治活像一部宫廷斗争战。由于在各个阶层各个机构的掌权者都爱历史，所以他们制造出来的世界就跟两千年前的世界本质一样。既是如此，后来者就更觉得历史果然重复，学史果然有用，“以史为鉴”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大家都喜欢历史，都喜欢强调过往历史和今日世界之“同”而非其异，我们就把老祖宗的经历当成了缔造未来的指标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威吓整个国家，除非我们都是他的共犯。”壮哉斯言，如果一整个国家都能陷入恐惧造成的疯狂，那一定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责任，而是全体国民都成了“共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人敢不去同流合污，甚至做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
一个美丽至极的人必定见过人间所有的谄媚和心计，了解一切可能的手段和交易。所以当他到了十六岁那一年，其实已经有四十五岁那么老了。而且在他眼前，众生莫不阴暗，他不知童真，也不信单纯，所以美丽是危险的。 然而，美丽的人又必将经历美丽的消退。自他年轻时候，他就有预感，那些曾经围绕身边恍若飞虫的人群必将离去，转向另一头动物的新鲜尸体。
幸福的人都沉默，从不比较，若与人相比，永远只会觉得自己处境悲凉。
教养是何其古老于今天何其陌生的词啊！这个词本来是品味的绝配，不过，由于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把品味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
财富，美貌，甚至才华，都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一个人身上无奈的限制与枷锁。这些所谓外在的条件不只深刻地改变了穿戴它们的人，甚至还扭曲了他们的人格。
我不认为想得很清看得很透就特别痛苦，对人际关系看得很透，了解到虚伪、懦弱、卑鄙，不会因此就更恨那些人，相反可能会更宽容，更自在，这是一种大智慧大情怀。幸福感对一般人来讲是很依赖于别人怎么对待他，而如果能做到不依赖这个外在，内心很稳定，就不会被忽然而至的东西影响。
很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态。
不看书，不敢看书，甚至耻于看书，这种城市性格侧面地突显了很多人都诟病过的另一种倾向：反智，而且是很字面意义上的反智，我们反对任何有智慧的人和事。脑子只要稍微转得複杂一点，就是深奥，就是沉闷。
之所以愿意去追求这种美丽，是因为人很孤独，尤其是到死的时候，那是最寂寞的时候，你最爱的人都没法陪你走到那一段路上面。如果我是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所感觉到的那些欢笑和快乐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得到。人生如此孤独，以至于我们太需要与人分享。爱就是人活在世界上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孤独的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样的需要，我们愿意去冒险，做世界上最不理性的投资。所以爱情是让人成为人，又几乎要超越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台湾著名评论家杨照曾经在《10年后的台湾》中说过一段令人感伤的话：“……我清楚记得，自己年少时候，被美丽岛事件与军法大审震骇，领受到那股历史性的悲剧感。国民党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我从来不曾自认是 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前面，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
然而人生在世，注定是个个体，你的喜悦，再亲的人也难完全分享，你的伤痛，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体会得到，于是我们反过来更想向其他人靠近，明明知道亲身的体验是别人不能共享的，但还是希望那与人亲密的感觉可以消灭一己的孤独。
我们历史解读的重点是某些关键人物在某些关键时刻的抉择，我们看重的是个人多于社会。说到“以史为鉴”，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一、人性不变，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帝完全可以在今天复活，两千年后的掌权者同样能在秦代呼风唤雨；二、社会背景的变化只是最表层的差异，除去礼仪意识和建筑，从前的某个局面很有可能重现当前。只有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才能把历史上成王败寇的原理搬到今天运用。
可悲的事，白鲸已死，海之四隅也不再有风神呼气，天上的星辰与海水的味道都失去了暗示命运的作用，这早就不是一个还有故事可说的时代。于是他回来了，而且无话可说，更没有人发现他曾消失。
这让我想起“冷战”时代的那个老笑话，一个美国人对着一个苏联人炫耀：“我们有言论自由，我可以臭骂美国政府。”那个苏联人听了之后很不屑地回道：“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样可以臭骂美国政府。”
生命成了一趟购物之旅，而世界则是一个超级市场。我们不只消费杂货，甚至还消费爱情，因为我们用来计算理想对象的思维方式和计算一把牙刷优劣的办法是一样的。
握得越紧越是徒然。
品味与文化只所以说得上是种资本，在于它们就和赚钱经商一样，也是一种必须花时间花指挥去经营培养的事。
难怪史蒂夫麦奎因要用大量的篇幅去拍狱方洗刷监狱的场面，因为强权知道，那些秽物好像是死者的残余，其实却是从他们自己身上流出来的，强权不能容忍自己的丑恶，他是不能照镜子的。
于是我总在新闻里看见故事的回光，在最热闹的事件里头听见陈年旧闻留下的惨响。
这些书在监狱这种独特的处境下会发生特别的效果。一个人，在他失意或是坐牢的时候读历史，会从历史里面读出阴谋诡计，读出一种被我叫做“监狱视角”的东西：把历史看成是一种规律，认为我只要摸懂这个规律就能东山再起，这是一种为现实服务的阅读。
假如文字的出路还是文字，书的出口只在书里面。
我们这些可怜的现代人最常用的口头禅就是＂找个时间＂找个时间见面，找个时间吃饭，找个时间做爱，可见时间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一样东西。我们没有时间与朋友相处，没有时间和家人聚会，也没有时间享受生活的平凡趣味（例如吃）。所以＂管理时间＂才会大行其道，因为大家都想知道要怎样才更节省更经济的使用时间，在短的时间里做最多的事。
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狭隘地理解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而非祸及整片东亚的反人类罪行。 问题是，如果今天认错认得实在很彻底的德国出了一个政客去希特勒灵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书将种族灭绝说成是人类纯化，大家又会怎样呢？恐怕不各国传媒将严词声讨，德国政府和一般百姓也会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日本作出多少次官方到ian，也不在于那是普通的道歉还是深有懊悔的谢罪
王小波写性并不是要用性冲击大政治，做什么大叙事。恰恰相反，他写性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即使在两个人亲密的肉体关系中权力也无处不在，它左右着每个人对性的想法和渴望，甚至包括做爱的姿态等等。
曾几何时，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充满了一种崇高美学，标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与激情，大家不只要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甚至还胸怀改变全世界的大志。 然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很多人开始觉得敢于承认自己卑微自私甚至无赖的人物才是英雄。
宗教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叫我们把美的看成丑，把香的闻成臭；而是不执著美景与香气，知道他们的变化原理，了解我的感受背后的机制。有信仰讲修行的人吃饭，当然吃得出东西的口味差异，只不过他不该为了这些口味痴狂，他明白口味的饿多变与复杂，世事的无常与机变。
午夜钟响之后，你才发觉自己像只失去辨别方向能力的动物，徒然地流窜在不知名的荒原之上。此时，巨大的空洞使你张口，但喊不出声音，更没人听见。
现代生活的虚无与寂寞，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每对夫妇与情侣都陷入了无以为继的空白和沉寂
掷瓶入海，而终于被人打开阅读，这根本不是奇迹，而是意外。写瓶中信的人不是敢于下注的赌徒，而是认命的作者，最纯粹的作者。
但是你也可以换个角度去看这条食物链的关系，它们其实没有死，它们只是成了我的一部分，而我活着，这一切食物，这一切生物，都在我的体内与我共同存活下去。直到有一天，尘归尘，土归土，我的肉身也将变成大地的一部分，变成其他生物的食物，其他微生物，植物与动物的生命养料。自然如是循环，生与死的秘密，俱在普通的一顿饭里。
爱情乃时间唯一变幻不定本质永远空洞的事物，所以它怎么可能有真名任人捕捉呢？
而爱情，本是一种时间现象，情书就是他最好的表征。既然时间的伸延状态消失了，爱情还会存在吗？
因为素食者总给人一种异样的道德的优越感，总是使人以为他的伦理标准比较高，自律能力比较强，而大伙吃饭本来是件很愉快甚至很纵欲的事，突然旁边多了了一个禁欲主义者，岂能不叫人扫兴？
每一本书的失去，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
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汐湖，终有流出冲散的一天，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本来就非我所有。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且还有再用的价值，堪比器官捐赠。至于我所宝爱的那几本书，这就叫做回归大海，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在我有限的见识与生命里，它们行过，行过，如此而已。
回忆，无论如何都是伤感的。如果回忆是痛苦的往事，那么我们就等于再次经历痛苦；如果回忆是甜美欢快的过去，那么我们就不免慨叹其失落与不可复回。
赦免之所以是特别的，就在于它违背了法律背后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老法则，在法律之外开启了不可能的空间。
爱惜物用，才是绅士。不一定喜欢昂贵的身外物，但一定不苟花钱，朝秦暮楚。
＂我要这漫天诸佛，皆明白我意＂是我执；＂我命由我不由天＂是我执；＂我是为了打倒你才获得力量的＂也是我执，我执是不顺从，我执是信仰，我执是古老的智慧。
因为大家都知道切·格瓦拉在被这世界改变的旅程之后就踏上了改变世界的道路，而我们在被这世界改变之后却留下来成了它的观众。
李小龙不是伟大电影的缔造者，反过来，电影是这位伟大武术家的见证。
教养不必来自家教，更不是贵族的专利，上进的绅士更看重后天的自我养成。
就是如此，书信总是一种延滞与回顾，它永远赶不上我俩的“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在其实都是过去。
我们的眼睛被安定感遮蔽了，使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还有太多人活得不像我们这么安稳。
这叫做绅士。不一定喜欢昂贵的身外物，但一定不随便花钱，朝秦暮楚。
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 这些“反x”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
小时候，我们台湾男孩称赞一个女孩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说他“很美”；假如她不美，我们则说她“很有气质”；万一她不只不美而且还没有气质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她“很爱国”了。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师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
在这种日子里，单身是没有人类地位的怪物。加入一个人独自在家不错的餐厅用饭，他一定是当晚最引人注目的客人。“他人的眼光是自我的地域”，这句存在主义的格言在情人节夜里的餐厅，得到现实的例证。
这便是移民文化的不变定律。从家乡漂洋过海抵达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气候、风土和周遭的声音与气味都不一样了，往往是老家的食物可以延续记忆，使生活稍显安定，使自我身份仍然在时空裂变中维持一统。
其实少数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至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联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与其选择一个富翁，不如选择这样一个书店的店员，或许不是很有钱，但是你想象一下，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会点一根烟，有一个水壶的水正在烧着，准备煮咖啡，你会看到他正在优雅地跟客人谈论着最近进了哪一本狄更斯的绝版好书。”
于是我们看不懂老电影，读不懂老情诗，我们不再懂得爱情了；因为时间不再长远古老，过去消失，存在的只是不同地点上的同时现在。
在真实与虚伪之间往复，在信与不信之间来回，这是恋人与信徒的共同特征。
魔鬼总在名声显著的善人心中埋下诱惑的种子。
很多人说他有点像梵高：生前潦倒没人认识，死后大家越来越捧他，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神话。
越是没有具体的祖国生存经历，他们的感情就越是纯净和强烈。因为爱过本来就是一种用不着长眼睛的热情。
擅于文字的，终将死在文字的手上。
每次看见“国民性”和“国民素质”这些很宏大很玄妙的字眼，我都会特别谨慎。
中国这个地方是个特别欢迎宣传、蛊惑宣传的地方，大家也特别容易中蛊惑宣传的毒，所以，大家要好好小心，这是王小波十年前给大家的警告。
总结而言，是中国菜堕落了，该慢的很急，该细的很粗，连小吃都不一定做得对味了。我自小在台湾看梁实秋、唐鲁孙、夏元瑜的文章长大，常见这类夹杂著外省人乡愁的“今不如昔”之慨，逯耀东先生的散文也能归在这“食物乡愁”的一路。而逯先生是史家，那感慨发起来就格外地叫人神伤，炒不好一碟“金包银”竟然隐然有山河破败的忧患。
与其去远方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发觉热爱的小说、音乐和小妹妹的笑容。
我们习惯的正常其实不是惟一。
音乐可以掩盖一切，就算它治愈不了空气中被切割出来的口子。
衰老本身就是一种禁忌，它将死者与生者隔离开来。衰老者孤立无援，无声无息地从生者的群体中疏离，同他们所爱的人的关系渐趋冷却，告别了那些原本赋予他们意义和安全感的人们。因此晚年不仅对于有病痛者是艰难的，对于孤独者亦然。老人和临终者在这个时代是孤寂的，他们与正常的社会和人际关系被完全斩断了。
独居是安静的，因为它接近真空。由于真空，声音也就没有中介可以穿透传递了。
在这一小段抽离出来的绝对空白里面，你什么都不想，它也没有任何意蕴。所以比起一幅山水里的留白、音乐之中的休止、诗句之中的间断，它要纯粹得多虚无得多。
我们每天拍这些snapshot，就是天天记录各种各样的死亡时刻。每一张照片都是一种悼念。
如果你没办法写出畅销的通俗小说，没办法完全靠写作为生该怎么办？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坐牢。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是在监狱中完成他们的作品的，比如法国情色文学大使萨德侯爵，他那些充满鸡奸、诱奸、变态、性虐待情节的书都是在监狱里面完成的。或者像王尔德，后来坐牢的时候也谢了很多好东西。最妙的是你坐牢之后就不用再担心生活费用的问题了，有国家养着你。换言之，某种程度上你像是加入了作协，有政府给水给米，你在里头专心写作，不过前提是你坐牢的时候犯的问题不是很大，不是连写作的纸笔都不能给你的情况。如此说来，狱中创作的确是作家们可以考虑的出路之一。
当中国官民不断抗议施压 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再去靖国神社参拜 当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六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天 日本民众以破纪录的人数前往靖国神社致祭————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想在这一天公开追悼在抗战中死去的平民和军人 他们会去哪里？他们能去哪里? 使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吗 ？这尊最著名的碑石是中国最大型的纪念碑 没有按照中国传统面阳朝南 反而为了迁就观众向阴朝北 饶是如此 ..
耶稣教导门徒，人不只靠食物而活，还要依靠上帝的言语。泰瑞辛的难民则在没有食物的时候，借着谈论食物活下去。一个家庭最美好的记忆无不围绕着饭桌，例如新成员的诞生，女儿的出嫁与过年时的团聚。一个民族的生命也都保留在他们代代相传的食物里面，在他们选择的材料，也在他们的烹调过程。因此泰瑞辛难民不只是用回忆来慰止饥渴，而且是在捍卫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族人、他们的文化以及曾经拥有过的正常生活。到了最后，纳粹终于摧毁米娜的身体，但是毁不了她对女儿与孙子的爱，和这份埋藏在食物里的尊严。
编撰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传说，也可以看成是种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预期中的彻底道歉、真诚拥抱，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这种近乎自虐的荒谬行为。从中日两国的复杂历史看来，这种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为什么要捏造姚明不爱祖国的故事？又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国难当前的时刻呢？能不能说它表达了我们对暴发名流的偏见，总是觉得他们会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们用上很大的力气去表现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
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节俭克制是一种对财富使用要谨慎的表现，“美国梦”神话中老实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则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段要谨慎的表现。谨慎是明智切实的判断能力，也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性情，最后它还是种令人钦佩的荣誉。使得资产阶段终于可以在道德上胜过贵族的，不是繁复的文化仪式，而是这种凭借个人能力与勤劳致富的谨慎态度，是这种懂得恰当使用财富的谨慎品格。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道德乃个人之事，政府不应为所有人设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规定我们的信仰和人生规划，也不能限制我们要过怎样的日子。市场经济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础，它根本就和这些道德无关。 公司为牟利而存在，这是一种社会体制；至于个人要不要行善，则是他自己的事。所谓有良心的资本家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两者之间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结合。
在许多文化传统里面，水都与遗忘有关，也因此代表了洁净与新生。喝过一碗孟婆汤，你就告别前生的记忆了；涉过忘川，就是一片彼岸新天地。领受水的浸洗，基督徒乃得赦免，迎取新生（宽恕与遗忘在英文上的同源关系实非偶然）。
戴锦华教授曾评论王小波写的性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性，绝不只是描写政权或社会怎么样压抑了人的性爱自由和恋爱自由，他是把性关系写成一种权力关系。
神是受害者与罪人之外独一无二的独有权柄的第三者，他可以宽恕所有的罪，接受所有的悔过。
反对全球化的活动家，质疑市场经济的评论家和传统左翼，通常对超级富豪们都没什么好话，尤其是对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世界第二有钱的威廉·巴菲特，前者是很多人心目中计算机时代的柯断魔王，后者则是用钱滚钱的“股神”。关于他们的攻击和控诉可谓无日无之，直到最近。 6 月26日，盖茨及其夫人梅琳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的一场仪式上，正式接过了巴菲特捐出的370亿美元资产，人类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
我们不应该抽象的要求他们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从他们的职位和权能里推导出一组特定的道德规则：我们不能说官员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们该说因为官员占有特别的职位权能，和公众有特别的权责关系，所以才要有相应的伦理信条。简单的讲，从政者该遵守从政的专业伦理。如果一个官员破坏了这套专业伦理，他不只对不起她的职位权能，更会伤及公众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盯清楚的。
坚持正宗根本违背了饮食文化的本性，饮食之道，就如人生的一切生活文化，总是在适应环境，总是在改变。 现代人都觉得自己过得不是真实日子，而是没有意义的一连串伪装，所以我们对其他地方的日常生活感到好奇，觉得他人的生命才是最“本真”最有意义的。因此我们比古人更爱旅行，想亲眼见证亲身体验异乡人的真实生活。
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
就跟吉米佩奇和罗伯特普兰特一样，年轻时不可一世，拒人于千里之外；今天却再努力也无人问津，只好找回30年前的旧货，亲手监制，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在老去的记忆力里。
艺术的写实如果也是一种做作，只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如今流行的“人性还原风”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建立在我们对真实和人性的假设纸上，而这些假设不无可疑之处。
这是一本70后或是60后看了会特别有感觉的书，它提到的那些东西、那种品味，就是我们70后或者60后这一代人的口味。我们所喜欢的，所关心的，可以使很多领域、杂七杂八的，而这本书就在这些领域把这些东西都结集了起来。
什么样的人会见义勇为，会不怕惹麻烦的帮助陌生人？他大概是一个对他人有一定信任和同情，对历年有一定看法和坚持的人。政府官员应该仔细想想，你们真的希望我们都是这种人吗？
你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种偶然。握得越紧越是徒然。此之谓我执。
因为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位学者的某些言论，不赞成他的既定立场。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他对着权力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的勇气和尊严。 做人也当如此吧？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当你们宰杀一只畜禽，你们应在心中对它说“现在屠宰你的力量也将屠宰我，我同样也会被吞食，因为把你送到我手中的那一规律也将把我送到更强者的手中，你的血和我的血都不过是滋养天国之树的汁液。
看到这里你不禁觉得切.格瓦拉早死是好的，是有道理的，让切.格瓦拉永远活不到这样的岁数，永远是那个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偶像，永远被封存在历史之中以他骄傲的眼神看着那些白发斑斑的老人到了今天怎么样离弃当年自己许下的诺言，而这些人再次面对曾经的偶像时只能惭愧，于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一并给否定掉！
他鼓励大家特立独行，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维的乐趣，独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跟愚昧。
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
没有一种食物不是生物，人必然要靠其他生物过活，这是注定了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点非常浅显却又非常容易被遗忘的道理。你不用放弃进食，自残致死；你甚至也不用持素斋戒。
决定品位搞下的不是品位本身，而是用过这些品味的群体的能耐，它们要开展一场品味战争，竞夺品位的主导权。
头发总被认为是心的延伸；一缕情人青丝，恰比红豆，常是相思寄意的信物。
体验是一次过的，却也是一辈子的；所谓难忘经验，它真能不灭，且随日月叠加陌上一层层虚构的油彩，因而更显璀璨。
食物是文化的一环，文化流动不居，大胆越界；只有国家，现代的民族国家，才会死死画地为牢。
我们被教导成如此害怕“沉闷”如此抗拒千篇一律的动物，只是为了更好更新的选择，也就是更多的消费机会。
最没有办法也最不能掌握社会逻辑的人，最是可怕。
诗人好像灵媒一样来往两界之间。
曾经有朋友提出一个想法，他认为只要有一万人，这一万人会逛画展，会听音乐会，会买本地严肃作家的作品，我们的文化环境就会大为改观了。我不知道一万人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这种估算有多科学；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说的这一万人其实是一个概念，是一群critical mass，是一群决定性的少数。有这样的一群文化消费者，市场的面貌就能稍显多样，甚至可以达到一个临界点，让量变引起质变。
人生苦短，专栏苦长。有时明明“下雨，无事”，却为了填满那巴掌大的天地，信口开河“今天阳光出奇好！”少年时写作文，只要换个语文老师，就能再捡到一次钱再扶一个盲人过马路；现在行不通了，昨天去过酒吧，今天再进茶室就有点不好意思。
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只做蚯蚓的文人，还是一个做蚯蚓的父亲，一个蚯蚓般的常人，在土里左右翻动，思量别人未必尽知的心事。
用相机把东西拍起来时，会有种“以为己有”的感觉；但事实上，这常常只是种错觉。例如这扇门，我天天定睛细看，而且也已经拍了照，但一旦像这样，一条线一条线细细庙会时，还是每每有种初次邂逅的新鲜感，让我惊豔不已……
很多人说香港太小，所以严肃的出版搞不起来，另类音乐的唱片卖得不好，剧场演出的上座率不高。其实这只是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且看人口数字，比起许多北欧国家，香港的七百万人并不算是小数目。但为甚么香港就是养不起一份可以自给自足的文化杂志，一家终年无休的爵士乐会馆呢？关键在于我们的人口虽然不少，但是大家的口味太过雷同。说到下班后的娱乐，我们第一个浮起的念头就是唱K，而且到了卡拉OK之后，大家都抢着唱同一首歌。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评论不朽，那就是评论的那些老是重复出现。
我讨厌书单，尤其是那些开给年轻人的书单。青少年已经有太多应该要上的课，应该要参加的课外活动，应该要遵守的规定和礼仪，我们为什么还要管他们看什么书呢？人生早年的最大好处就是还有浪费得起的时间，就算看书也仅可以看些师长眼中无甚意义的废物。
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
设计不应该只是一项物品的改良、美化和包装，而是一种根本的提问，一种对老东西的新发现。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住过的房子都跟着我们的身体走。我从一间再搬到另一间屋，最早的那个家依然存在，轮回再生。
很多人都在抱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去读书了，我不那么认为。
无时无刻不在和他人相比，自然就倾慕奢华，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进步，自然就有了教养。
宽恕，是一种和时间的特殊关系，是一种决定让不让某件错误或罪行成为过去的行动。
另一方面或者更多的时候，他（史铁生）力求某种的安静、平稳、干净、清洁，这时候就衬托出他的目光是何等的和缓。
「诗的祀礼把世界中特殊的东西还原为象征和复现的样式，凭借它，我们能够感受到在回忆中认识到的失落的意义。这种艺术把现实和突如其来的痛苦关在门外，然后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把这种痛苦涂绘在门上。”」
宇宙的英文是cosmos，当然来自希腊文的kosmos，本意秩序，与混沌相对。混沌没有秩序，黑暗、混乱而无形。直到有了秩序为之赋形，世界才开始出现、可见。宇宙不只是从混沌走到秩序的结果，它还是一个动词（kosmeo），它就是混沌转化的过程，它就是点亮了黑暗的那个动作。没有光，没有秩序，世界不成世界，万物尽与目盲无异。
「根据早期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人的灵魂曾经在另一个世界见过各色各样完美的理型，那是个尘世不可能存在的绝对形式，例如最美的美、至善的善，以及符合数学定义的圆。」
「；两具面孔，同一首级。永远寻找爱情的人并不渴求爱情。他总不满足，那是当然的，世上根本没有他想要的答案，也没有能够止住他渴欲的圣泉。他爱上一个人，然后伤害了别人或者伤害了自己，再随着环境给定的路线去寻找下一个人。他想在每一个人身上印证自己的孤独，在每一次恋情里细细品味寂寞的感觉。」
他们说，太阳熠熠发光，炫人眼目，它使理智和记忆力迷乱，它使人的灵魂为了追求快乐而忘乎所以，而且执著地眷恋它所照射的最美的东西。是的，它只有借助于某种形体，才有可能使人们的思想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说真的，爱神像数学家一样，为了将纯粹形式性的概念传授给不懂事的孩子，必须用图形来帮助理解；上帝也是一样，为了向我们清晰地显示出灵性，就利用年轻人的形体和肤色，涂以各种美丽的色彩，使人们永不忘怀，而在看到它以后，又会不禁使人们满怀伤感，同时燃起了希望之火。
不要轻易去羡慕别人，因为各自有各自的烦恼，再有名气再美丽，也不代表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可能，烦恼还更多。
万人宠爱，可是独独寻不到那个肯全心全意待自己的男人，叫人怎能不哭？
林青霞忆起当年，最深刻的一幕就是，“醉酒就趴在施南生身上，一条很漂亮的裙子让我的泪水打湿了。”
「人给丢在这个世界之上，但他并不是赤裸裸地掉了下来。在多数的情况底下，他首先生在一个家庭之中，在一间屋子里面。这个家，这间屋子为他界定了最早的形上思考基础，屋子里面是“内在”，屋子外头自然就是“外在”。内外之别不只是空间的区别、形象的区别，它还是我们所有思维活动的根本隐喻。人一生下来，首先学会的一组对立就是这内与外的差异。」
或曰，其人犹如焰火，必以瓶供，远观其盛放如花，至于熄灭，不可触碰，不得直视。如是我闻，却屡屡犯禁，破瓶取火。乃退肤削骨，肉成泥，血化烟，遍体焚尽。方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咄！无非一具臭皮囊。善哉。
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在你和我之间，有一座海洋。
「威尼斯错综复杂的城市景观是一幕追踪悬疑剧的绝佳舞台，也是暗恋的形象比喻。最理性最自重的作家全然放弃了自己，以对方的脚步引领自己的脚步，以对方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主体之所以是主体的自主自律在这样的状态底下彻底融化消散，就像水城流向咸水湖的那些污水一样，变成流动的液化状态。水往低处流，他也不断地沉沦堕落。
「就像一个人的记忆还在，但却没有秩序与结构去引导他定位提取。我什么都记得，只是失去了辨认的能力与拆墙的决心。」
思维需要环境，它不可能在万众花怒的嘉年华会上出现，他需要的正是孤独的状态。只有从人群中走出去的孤独者，才会产生独立的思考。
任何男人都有两部色情传记，人们常说起的一般是它的第一部，它是由一系列的性爱关系和短暂恋情组成。而其实最有趣的是另一部，是一大群男人想要占有却适应没能得手的女人，那也是一部痛心疾首的、充满未竟之可能的历史。如果还有第三部的话，那就是另一群神秘的令人不安的女人，我们喜欢她们，她们也喜欢我们，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占有她们，因为她们和我们的关系处在边界的另一边。
「月光的轮廓太过阴柔太过模糊，尽管今夜月圆。月亮以自己的圆缺指示时间，太阳不会。所以属于月亮的时间总让人静观、默想与回忆，在人和时间之间拉开了一道可以回旋进退的距离。因此看见月亮，我们会想起另一个人是否也和我一样，看着同样的光景；但是对着太阳，我们就没有这点余裕了。」
最好看最诱惑的文章，总是书写忏悔与堕落间的循环往复。
回复独居生活之后，家里的电视就像口沉默的井，水面漆黑，可以为镜，透不出一丝光线，也没有任何声音。
如果再有机会？我宁愿自己是鱼钩上的铅块，沉入水底，钓回失落在深海的最初辰光。然而我的这座城市不是伊斯坦布尔，它的灵魂里没有忧伤，在这广阔而几乎无垢的蔚蓝海水之中，我只能钓到自己的孤独。
「夜里看着那么多船舶亮起温暖的灯，你有向他们打听消息的冲动，就像在异国的旅店探问爱人的去向。同时却又不忍也不敢面对回到岸上的现实，他或许在，或许不在，又或许早就无关痛痒。回去，还是不回去？这就是河口的犹豫。」
「家屋是一个将人附着于无数行为与思考习惯的地方。它变得如此亲密地编织进每日的存活之中，使得它看起来就像一个人存在的本质与根源。离开家屋，哪怕只是自愿而且暂时的，也能感到像是逃逸出走，暂居于一个幻想的世界。
「将来他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或许也会遗忘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我们曾经跨越的水域。因为只要你住过这城，遗忘就会跟着你走，遮盖了他在此地的记忆。离开桃源的渔夫只是不知来时路，离开此地的人却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地方。」
现代人追求的生命意义是一个被封闭起来的个人形象，认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结是他自己的事情。这使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到特别孤独。不仅社会孤立了临终者，临终者自身的人格也是孤独而扭曲的。
但其实，死亡并不是这样的，死亡没有什么秘密，它只是人生的终点，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我们不再压抑死亡，我们的孤独感也许会减轻很多。
《乱来》所谈及的事物不是因为分明而可笑，而是因为太过分明而可笑。而那些最可笑的人物多半都由她的朋友出演，朋友们也借此获得了比现实生活更戏剧的人生，他们甚至希望自己真的有那样电影式的遭遇，以便和这个绚烂的时代保持平衡。
「被投掷于此世，一片虚无，人类遂开始探问存在的意义，却发现回应的只有沉默。更甚的是，我们甚至搞不清楚提问的方向，以及陈构问题的方法。于是一番挣扎得来的解答莫非皆是自己的想象。所谓人生在世的意义，其实都是假设。」
「我坐在石凳上抬头看见你在窗前整理羽翼，准备。再见了，不要再回来，不要再来看我。隆冬将至，快往更温暖更丰庶的南方飞翔，只要跟上天际那一行大鸟，你就会找到你的归宿。
走吧，这样子飞就对了，不要低头，不要回旋。至于我？我早就做好了无尽冬眠的预备，预备让盛雪掩埋。如果有一天你回来，你不会再看见我，因为我在冰原六英尺之下，一个树叶年年遮盖，月亮夜夜皆圆的地方。很好的地方。」
「当我们形容爱恋的厚度时，我们总是说“爱得有多深”，而非“爱得有多高”。可见在吾人意识根处，爱恋的本质是角落的，沉沦的，甚至邪恶的。的确，我们会情欲“高涨”，我们的心情也会因兴奋而“高扬”；但这都只不过是深情的愉悦诱惑，一如偷窃与麻药的一时快感。爱，终究是深沉可怖的。
我每日测量自己对他的爱欲深度，就像下潜海沟，不见天日，不知何处方为尽头。深得令自己恐惧。
在每一段关系的开头，他已预感到终结的模样，他永远在投入的同时抽离，在水乳交融的时候孤寂。
现代的寂寞并非句号，它永远都是一个问号。
我们平常关心的都是些公共领域的事情，而私生活却是个亟待发掘、直视的巨大库藏，它貌似晦暗、轻薄却指向一种深邃不明，犹如古老石堤拦着的大水，惨绿的早阳停驻在近岸的油光之中。
「他可能会想，是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于是反躬自省；他可能会想，是我的软弱与怯懦封闭了哪怕只是一丝怜悯的流露。他可能还有无数的想法，为的只是替我解说，为无言的他者同情地勾勒出自己可以理解的苦衷。」
「一个美丽至极的人必定见过人间所有的谄媚与心计，了解一切可能的手段和交易。所以当他到了十六岁那一年，其实已经有四十五岁那么老了。而且在他眼前，众生莫不阴暗，他不知童真，也不信单纯，所以美丽是危险的。所以普鲁斯特喜欢的，不只是容貌，或许还有这种世故与危险。
我们平常以言语表达自己，并且相信言语能够把自己交给他人。但是真正的作品是不表达什么也不沟通什么的。正如瓶中信，在完成的那一瞬间就中断了和作者的关系，也中断了和读者的关系；存在，同时又消失在无始无终的海洋之中。」
「他们总不明白，疾病是以陌生文字写在肉体上的铭刻。
好些动人的疾病文学，像西西，或苏珊·桑塔格，对我而言，无非是面临生命最后光景时，对那巨大沉默领域的翻译（尽管她们宣称要还疾病一个本来面目）。」
病有它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疆域，像一个个国家，在人体上展开它们的统治。病历是一幅历史地图。
「来来往往的过客不会记得码头石柱上藤壶集聚的范围有多大，因为这些人善忘；码头也不会记得任何一个它曾经吐纳的行人，因为它自己就不停地移动、毁灭和再生。」
「希望”是最残酷的笑话。可笑是因为其实我们心中都有数，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残酷是因为我们却仍然紧抱不放，以为世界真能变得更好，起码在我身后。
那么，或许在我死了之后，我会和他去那个遥远的半岛，看他蹲下来用自己的头发逗弄可爱的小黄狗。这就是希望的本质。」
「满地都是书，我坐在中间，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那个国王，精心构筑了能够迷惑任何人与野兽的迷宫，足以抵御任何外敌，最后却困死了自己。」
「夜里我起床两次，复又睡去，所以同一场梦反复了三次。难道我以为这场梦的结局会因此改变吗？没有，即使是梦，也没有留给我一点机会。」
除了洗刷过去，水还有另一重奥妙的作用，那就是掩埋。我们可以像淹没陈家老村一样，放水淹没所有不愿记起也不能记起的往事。既然长江之水可以把一座古城藏在鄱阳湖底，大西洋的巨浪可以覆盖整个亚特兰提斯，人为什么不能借水重生？水不一定能够洗去所有的创伤记忆，但是水一定可以将它们封存，使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腐朽粉碎。
「我不嫉妒什么。在复杂多变，即起即灭的各种情绪之中，我唯一缺少，或者找不到其对应物的，就是嫉妒。不嫉妒是因为富足，很多人都会这么说。可是在我，却是因为贫乏，不曾拥有，不可拥有，因此也就没有嫉妒的基础与权利。」
「这一连串寄到海外的信，就像经过训练的猎狗，我把手掌凑近它们的鼻子让它们闻个清楚，再拍一拍它们的头发令：“Go get her!”它们很乖，箭一般地奔向晦暗的森林，边跑边吠，似乎目标在望。然后声音与身影都渐渐消失在清晨的浓雾之中，没有一头回来。
正如符合严格教学定义的圆形只存在于理念层面，世间却无一圆形真正完美一样；你若凭你喜欢的类型寻找，也终将一无所得；即使找到，有一天也必将发现他原来不是理想中的那个人。因为理想的类型，顾名思义，在理想的世界里面。
「我曾屡屡告诫自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再接触这个人。不要把自己的困惑带到他平和向上的人生，他既不希望再受到骚扰，就让他好好地过他自己的小日子，我则继续擦拭自己的镜子，默存他的影像。这样就好。」
在真实与虚伪之间往复，在信与不信之间来回，这是恋人和信徒共有的特征。上一刻仍沉浸在出魂的狂喜之中，下一刻瞬即被冷漠刺醒。
「真正的我为诱惑所苦，贪情逐欲，一片荒芜，寸草不生。我犯了骄傲的罪，我犯了贪婪的罪，我犯了迷色的罪，我犯了愤怒的罪，我犯了嫉妒的罪，我犯了贪饕的罪，我犯了懒惰的罪……尤其“迷色”，因过分爱慕一个人乃至于侵犯贬低了更大的爱。」
「世界总有意外，人生总有奇遇，我应该珍惜。于是我抽回我的烟，再次揭起幕帘走进我常去的小店。只有一点不同，今天的我是有福的，犹如受洗，平凡的生活已被圣神侵入。在他而言是不经意的施舍，对我却是生活的自此升华。」
「我觉得自己接下来的整个人生可以是一出无尽的表演，主题就是他的人生。我像一管万花镜，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细微的小动作，扭转演绎成华丽奇幻的镜像。我的创作就是我的全部，而我的创作就是为了记录与诠释另一个人的存活……」
他是不是我的考验，沙漠中徘徊的狮子，山顶上为我指出世上财富与权力的撒旦，他是不是我的诱惑？
「只不过上帝的道路只在一瞬间呈现，随即又被掩埋在变幻不定的沙丘之中。我们写字，以跟随他的道路，终究只是自欺欺人的壮举。」
「书写回忆就像一种精神操练，就像修习止观，把那令你欢喜令你难过的材料提取出来，观察那种种念头的生起和寂灭，进而省思它们使我欢喜使我难过的条件。然后，我或许有机会超越欲念，不动心。」
王小波写性之所以写得好，正是在于他色情得很直接，不是什么“非色情化”或是用一些很艺术的手法去描写。没有，没有任何艺术加工，仅仅是不遮掩。他写性的时候没有有意让性变得更不猥琐或是有意将猥琐的性如实地表达出来，这才是他提出的挑战。
当年他们都曾经最相信革命，支持切.格瓦拉，崇拜他，但是当现实磨人，有一天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能做得到的时候，回过头来就只能够嘲讽过去的一切，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年人不是吗？
我们不可能再这样下去了。
很多人都在抱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读书了，我不那么认为。
我相信还有人在坚持，因为我看到“有人读书”。
「海洋如此广大如此古老，人的尺度无法丈量它，你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它在想什么。遇上海难的水手经历了紧张的亢奋、不安急躁以及海水涌入肺部时的绝望，最后从闪现着丝丝白发的恐怖浪潮中沉入永远安静永远沉默的海底。或许他会知道海的秘密，但他没有回来通知大家的机会。」
正是记忆，不是别的，把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联系起来，使我历经时间的变幻还能统一，而不分裂。
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希望自己可以摆脱记忆的束缚，分身成散落在不同时段的异己。
「我开始混淆周一与周六的区别，开始遗忘一个月与另一个月的不同。甚至到了今天，我也想不起这样的生活到底维持了多久。偶尔，我会怀念那段日子，它自由得一塌糊涂，在感情上更是既不负责也不受伤。因为一切感情皆有其时日；而我不拥有时间，复不为时间占有，自然也与感情无关。模糊日夜，模糊了建立在时间上的一切秩序；我曾夜行如鬼。
城里人把日子叫生活，乡村人把生活叫日子，看上去似乎是对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说法，本质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日子是一天又一天，天天都一样
，人在单调乏味中无奈地消耗着生命；而生活给人的感觉则是丰饶富足，有色彩、有人气、有宽阔的马路、明亮的路灯……然而到了最后，一个真
正懂得了怎么去过日子的人，都是怎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啊
原来人真的可以在另一个人的眼中渺小若斯，恍如尘土。
爱情是盔甲上的纹饰，车头的标志，夸张的陈列人前。
「我就像只风筝，高空之上不知地面的他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只依稀感到他还在看着我，于是我以为自己在气流中抖动的身躯还会通过那一条几近隐形的丝线传到他的掌心。万一这条线断了，又或者万一我挣脱了线的束缚呢？你会不会等待一只再也看不见的风筝，风筝又会不会在空中等待不可能的会合呢？
等待这种东西并不如我们所想，一定要有目的，一定要有等到的那一天。这种植物执迷不悟地生长，等待就是它本身的目的。不一定等到什么，只要等，联系就在。」
「久而久之，你分裂为二，开始习惯自己和自己说话。更准确地说，你变成了数不清的角色在数不清的处境之中，演出所有未曾发生的故事。而它们全部来自悔不当初的抉择，你只好不断地重新虚构那无数的潜在可能。水面宽阔，一望无尽，你却无穷内缩、进入自己的世界，反复咀嚼曾经发生过的对话与通信。
古人讲“食色性也”，食与色是人类最主要的两种需求和欲望，人生的快乐也主要与这两种欲望的满足有关。相比之下，西方文化更重视色欲，对食欲的关注稍显淡薄。而他们对色欲的看重其实也是一种反向重视，因为基督教文化是讲禁欲的。
他觉得自己比不上对方，硬是嫌弃自己的种种缺点和过去，生怕它们伤及对方的衣角裙边。当一个恋人处于这类自甘为奴的状态，他的知识之旅就告展开了。在他的眼中，没有什么不是别具意义的，简单如一声叹息、一个手势、一段短笺里的标点符号，似乎都在指示着更遥远的东西。即使是沉默与空白，于他而言也是诠释的密林、知识的迷宫。
「当时只道是寻常”这句话本身就把平常变成了异常，所有我们以为会成习惯的平凡人事皆是无常偶然的诡局。只有事后追忆，才明白那寻常是何等的殊异可贵。赐给我们寻常体验的人，是不可恨的。」
「就是如此，我混迹在白天的劳工与夜里的酒鬼之间。你们的一天结束了，我的还没有；等你们都醒了，我又看着你们开启另一天的生命；根本说不清这究竟是起得太早还是睡得太晚。所谓“一日”，久而久之，对我竟成了没有意义的概念。由于我们总是用日与夜的交替去界定时间的基本单位，因此对于我这个活在日夜边际的旁观者来讲，时间也是不存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