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似乎不能没有依恃，没有寄托。一个古老的传说是，人是半神半兽的生灵，每个人的心中都活着一个上帝。人在谋杀上帝时，也就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
我忘不了尼采遥远的哭泣。也许，理解他的疯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理解人的宿命。理解他写下来但最终没有做下去的话，更是不容易的——那是理解人的全部可能性。 在《创造者的路》一文中，他说： “他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秽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星，你还得不念旧恶地照耀他们。”
其实，真正的理想者是不要求理解的。甚至压根儿不在乎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他每天都要吮着理解的奶瓶，都要躺入理解的按摩床，千方百计索取理解的回报，如果他对误解的处境焦急和愤懑，对调头而去的人渐生仇恨乃至报复之心，失去了笑容和平常心，那么他就早已离理想十万八千里，早已成为自己所反对的人。
远方是什么？远方是手风琴声中飘忽的草原，是没画框中的垦荒者夕阳下归来，是篝火与帐篷的镜头特定，是雕塑般的人体侧影，是慢镜头摇出的地平线，是高位旋转拍摄下的两只白鸥滑飞，是沉默男从斜靠一台拖拉机时的忧伤远望……男人的忧伤简单就是青铜色的辉煌。
我们最终设法回避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内心已经空洞，我们的理想已经泛滥成流行歌台上的挤眉弄眼，却不再是我们的生命。
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付出——它与出生地不是一回事。只有艰辛劳动过奉献过的人，才真正拥有故乡，才真正懂得古人“游子悲故乡”的情怀—-无论这个故乡烙印在一处还是多处，在祖国还是在异邦。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而萍飘四方的游子无论是怎样贫困潦倒，他们听到某支独唱曲时突然涌出热泪，便是他们心有所归的无量幸福。
虚无之外，还有迷惘，绝望，焦虑，没意思，荒诞性，反道德，无深度，熵增加，丧失自我，礼崩乐坏，垮掉的一代，中心解构，过把瘾就死，现在世界上谁怕谁……人们用很多新创的话语来描述上帝死了之后的世界。上帝不是一个，连罗马天主教会最近也不得不训示了这一点。上帝其实是代表一种价值体系，代表摩西十诫及各种宗教中都少不了的道德律令，是人类行为美学的一种民间通俗化版本。上帝的存在，是因为人类这种生物很脆弱，也很懒惰，不愿承担对自己的责任，只好把心灵一股脑交给上帝托管。这样，人在黑夜里的时候，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人就前行得较为安全。
理想从来没有高纯度的范本。它只是一种完美的假定——有点像数学中的虚数，比如 。这个数没有实际的外物可以对应，而且完全违反常理，但它常常成为运算长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和重要引导。它的出现，是心智对物界和实证的超越，是数学之镜中一次美丽的日出。
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如果让弗洛伊德遥望红灯区和三级片，如果让欧文、傅立叶、马克思遥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文革”，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以及无话可说的。
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者痛苦，记忆或者忘却，功业或者遗憾，一旦进入经度与维度 的坐标，一旦置于高空俯瞰的目光之下，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毫无踪迹——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
人类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比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谈起社会均富就出现专吃大锅饭的懒汉，一谈起市场竞争就有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铜臭。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收获现实的跳蚤。或者说，我们的现实本来太多跳蚤，却被思想家们一次次说成龙种，让大家听得悦耳和体面。
如果他真正看透了他面前的世界，就应该明白理想的位置：理想是不能社会化的；反过来说，社会化正是理想的劫数。理想是诗歌，不是法律；可作修身的定向，不可作治世的蓝图；是十分个人化的选择，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强求于众强加于众的社会体制。理想无望成为社会体制的命运，总是处于相对边缘的命运，总是显得相对幼小的命运，不是它的悲哀，恰恰是它的社会价值所在，恰恰是它永远与现实相距离并且指示和牵引一个无限过程的可贵前提。
理想者最可能疯狂。理想是激情，激情容易导致疯狂（比如诗痴）；理想是美丽，美丽容易导致疯狂（比如爱痴）；理想是自由，自由容易导致疯狂（疯者最大的特点是失去约束和规范）。
他们不会一般化地反对自利，只是反对那种靠权势榨取人们奴隶式利他行为的自利。而刻意倡导利他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当他们手里拿着奴隶主的鞭子。理想者也不会一般化地反对庸俗，只是反对那种吸食了他人之血以后立刻嘲笑崇高并且用“潇洒”、“率真”一类现代油彩打扮自己的庸俗。而刻意歌颂崇高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此时的他们可能正在叩门求助，引诱他人再一次放血。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世界里大凡读过一些洋书的女子，谁没几个关于爱情的梦，关于艺术的梦，关于英雄的梦，关于欧美化都市或田园的梦？……穷国的梦想也许更炽热，闷骚小资们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在高高云端中顽强梦游，差不多是下决心对现实视而不见的。“米”不是大米的米，首先是米开朗基罗的米；“柴”不是柴禾的柴，首先是柴可夫斯基的柴；至于雨，万万不可扯上灌溉或涝渍，不可扯上水桶和沟渠，只能是雪莱或海涅的茫茫诗境，是浪漫男女们聆听的沙沙声响和触抚的霏霏水珠--她就是这样一路梦游而来。问题是，哪一个男人能伴飞这永无终点的梦游？
生活中首先有米，首先有柴，首先有掏得出来的钢镚……在这一点上，比起小安子这样的超级梦女来说，在英雄的男人也会显得庸俗不堪。
孤独的愤怒者不再是孤独，博大的悲寂者不再是博大，崇高的绝望者不再是崇高。
说说虚无。虚无是某些现代人时髦的话题之一，宏论虚无的人常被划为一党，被世人攻讦或拥戴。其实，党内有党，至少可以二分。一种是建设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呕心沥血艰难求索后的困惑和茫然；一种是消费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后的无聊和厌倦。圣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钱财，但前者可能是首先看破了自己的钱财，我的就是大家的；而后者首先看破了别人的钱财，大家的就是我的。圣者和流氓也都可以怀疑爱情。但前者可能从此节欲自重，慎于风月；而后者可能从此纵欲无忌，见女人就上。
意识形态不是人性的惟一剖面。格瓦拉可以过时，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们与仿格瓦拉和伪吉拉斯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远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区别。
科学正在被自己孕育出来的物质主义所激变，民主正在被自己催养出来的个人主义所腐蚀，市场正在被自己呼唤出来的消费主义巨魔所动摇和残害。
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他们不能感悟到概念之外的具象指涉，不能将概念读解成活生生的生命状态，跃然纸页，神会心胸。即使有满房子辞书的佐助，他们也不可能把任何一个概念真正读懂。
我的故乡没有繁华酥骨的都会，没有静谧侵肌的湖泊，没有悲剧般幽深奇诡的城堡，没有绿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绪的大森林。故乡甚至是贫挤而脏乱的。但假若你在旅途的夕阳中听到舒伯特的某支独唱曲，使你热泪突然涌流的想像，常常是故乡的小径，故乡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一只小羊还未归家，或者一只犁头还插在地边等待明天。
很长时间内，我也在实利中挣扎和追逐，渐入美的忘却。平宁而富庶的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政治：一个丛林里的“红色高棉”，第二职业是为政府军打工。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宗教：一个讲堂上仙风道骨的空门大师，另一项方便法门是房地产投机的盘算。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文人多元：在北京的派别纷争可以闹到沸反喧天不共戴天的程度，但纷争双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深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设同样的宰客骗局，打探同样的异性按摩，使人没法对他们昨日的纷争较真。
他出门了，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
……
我知道这颗泪珠只属于远方。远方的人，被时间与空间相隔，常常在记忆的滤洗下变得亲切、动人、美丽，成为我们魂牵梦绕的五彩幻影。一旦他们逼近，一旦他们成为眼前的“渠”，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成为一种暗淡而乏味的陌生，被完全不同的经历，完全不同的兴趣和话语，密不透风坚不可破地层层包藏，与我无话可说——正像我可能也在他们的目光里面目全非，与他们的记忆绝缘。
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
我不能不逃离渠，有没有办法忘记他。
我们无须幼稚到这种地步，在这个园子里争夺萝卜的时候，就羡慕那个园子里的萝卜无人问津，以为那些人对白菜的争夺，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拥抱。
但这些多样而且多变的意识形态后面，透出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情怀，透出了共同的温暖，悄悄潜入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立场可以是激进主义也可以是保守主义，可以是权威主义也可以是民主主义，可以是暴力主义也可以是和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也可以是乐观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
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Libido for Ugly（对丑的情欲）》，一个西方记者写的。文章指出实利主义的追求，使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丑物丑态，不失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凌厉的妙文。
当不了太阳的人，当一只萤火虫也许恰逢其时。
换句话说，本身发不出太多光和热的家伙，趁新一轮太阳还未东升的这个大好时机，做一些点点滴滴岂不是躬逢其幸？
这样也很好。
使别人快乐是仁慈，使自己快乐是智慧。
我已来过法国三次，这个风雅富贵之邦，无论我这样来多少次，我也只是一名来付钱的观赏者。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我当然知道，我会对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这种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清代张潮在《幽梦三影》中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高楼大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们，相当多已习惯于一边吃快餐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因山水想开发区批文。
在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火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和盛情。在一大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找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仍然在为他和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的哆嗦。惟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据说马桥人以前收亲忌处女，洞房之夜谓之“撞红”，是很不吉利的事情。相反，女方未婚先孕，挺着大肚子，倒是能使大家感到满意。湖南省文联侗族民俗学家李鸣高告诉我，这没有什么奇怪，在生产水平落后的地方和时代，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生育是妇女最重要的职责，比贞洁的道德操守重要得多。男人们择偶时喜欢大肚子，是南方很多地方较为普遍的现象。
他对此很不服气。他说共产党过河拆桥，刚来时还把他当过依靠力量。那时候清匪反霸，一些散匪四处逃躲。戴世清配合工作队，派出叫化子当眼线，留意街上来往的可疑分子，还去一家家「数碗」，也就是借口讨饭其实暗中注意各家洗碗之多少，从而判断这一家是否增加了食客，是否暗藏著可疑人员。不过这当然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戴世清完全没有料到，革命最终也革叫化子的命，竟把他当作长乐街的一霸，一索子捆起来，押往四乡游斗。 他最终病死在牢中。据他的牢友们回忆，他临死前说：「大丈夫就是这样，行时的时候，千人推我也推不倒；背运的时候，万人抬我也抬不起来。」 说这话的时候，他早已站不起来了。
理想的核心是利他，而利他须以他人的利己为条件，为着落——决不是把利益视为一种邪恶然后强加于人。光明不是黑暗，但光明以黑暗为前提，理想者以自己并不一定赞同的众多异类作为永远忠诚奉献的对象。
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奋发之志，苦能生尚志勤学之风，苦能生守纪抱团之习
工作组理解他们的难处，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想了个办法，让一个读书人摇摇笔杆子，总结出希大杆子道德品质败坏勾结地主恶霸、资助土匪武装、反对土地改革、非法经商等等十来条罪状，终于将他定为反动地痞，一索子捆了起来。
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值得用白色的花朵埋葬？天地是这样广阔，好像使劲喊你也听不到回声。远山看起来是一座座巨大的坟墓，随着怒的前行而一步步倒退，好像要与你永远分隔，不让你走进它们的秘密。
穷人不自尊，就是物质与精神双重破产。
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已。它不是商品，不是旅游的去处，不是按照一定价格可以向任何顾客出售的往返车票和周末消遣节目。 中国的“悲”含有眷顾之义，美使人悲，使人痛，使人怜，这已把美学的真理揭示无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旅游景区的美都多少有点不够格，只是失血的矫饰。
我们开始习惯西方资本主义的语言强制，interest（利益）与interest（兴趣）同义，business（生意）与business（正经事）同义，这样的语言逻辑十分顺耳。我们习惯越来越多名誉化的教授，名誉化的官员，名誉化的记者，名誉化的慈善家和革命党，其实质可一个“利”字了结。总之，我们习惯了宽容这些并不违法的体制化庸俗。我们已经习惯把“崇高”一类词语，当做战争或灾难关头的特定文物，让可笑的怀旧者们去珍藏。
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要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美观、学术观、伦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
理想最不能容忍的倒不是非理想，而是非理想的极端化与恶质化与强权化——其中包括随机实用以巧取豪夺他人利益的伪理想。
宗教一旦体制化，一旦大规模地扩张并且掌握政权，不是毁灭于自己的内部，滋生数不胜数的伪行和腐败了；就是毁灭于外部，用十字军东征一类的圣战，用宗教法庭对待科学的火刑，染上满身鲜血，浮现出狰狞的面孔。
书是一个好东西，至少能通向一个另外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欢乐依据的世界，足以补偿物质的匮乏。当一个人在历史中隐身遨游，在哲学中亲历探险，在乡村一盏油灯下为作家们笔下的冉·阿让或玛丝洛娃伤心流泪，他就有了充实感，有了更多价值的收益，如同一个穷人另有隐秘的金矿，隐秘的提款权，隐秘的财产保险单，不会过于心慌。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人生是一部对于当事人来说延时开播的电影。与其说我眼下正在走向未来，不如说一卷长长的电影胶片正抵达于我，让我一格一格地严格就范，出演各种已知的结果。我可以违反剧本吗？当然可以。我可以自选动作和自创台词吗？当然可以。但这种片中人偶然的自行其是，其实也是已知情节的一部分，早被胶片制作者们预测、设计以及掌控——问题是，谁能告诉我下一分、下一秒的情节？
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
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
从那以后，马疤子的兵不管到哪里借路，其他杆子都不会为难。他们若是给货商保镖，完全不用武装，空手随行足矣。这叫作“仁义镖”。碰到了其他的杆子，抱一个拳，报上马文杰的大名，对上两句江湖暗语，就可以逢凶化吉。
昔日空荡荡的文坛早已变得拥挤不堪，但很多时尚文字无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龄游戏和文化玩具，以一种个人主义的写作策略，让受众在思想上无需长大，甚至永远拒绝长大，进入既幸福又无奈的自我催眠，远离那些“思想”和“价值观”的沉重字眼。
极左和极右哪一种更好？这就相当于问：以刀杀人和以矛杀人哪一种更人道？
羊同羊比“自私”，可能没什么坏处；但把羊和狼放在一起任其“自私”，羊有什么可乐的？由此可知，对道德齐吐口水，很多时候是大快狼心。
把好事当坏事做，偷偷摸摸，几无形迹，更是大善与完善。
显然，散发是死的意思
这是马桥词典中我比较喜欢的几个词之一。比较起来，死、死亡、完蛋、老了、去了、见阎王、翘辫子、蹬了腿、闭了眼、没气儿、万事皆休等等，作为“散发”的同义词，都显得简单而肤浅，远不如“散发”那样准确、生动、细腻地透示出一个过程。生命结束了，就是聚合成这个生命的各种元素分解和溃散了。比如血肉腐烂成泥土和流水，蒸腾为空气和云雾。或者被虫豸噬咬，成为他们的秋鸣；被根系吸收，成为阳光下的绿草地和五彩花瓣，直至成为巨大辽阔的而无形。我们凝视万物纷纭生生不息的野地时，我们触摸到各种细微的声音和各种稀薄的戚薇，在黄昏时略略有些清凉和潮湿的金色氤氲里浮游，在某棵老枫树下徘徊。
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他的话，满鼻子是酸酸的豆渣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杰来说，一九四八年并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这个多雨的傍晚才出现，嵌入了我的一九八二，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理由断定它存在。因此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马文杰的依旧四八年对于我是空无。
五十多个「规劝会」的投诚杆匪头目，在集中学习的最后阶段，奉命参加劳动，挖一口水塘。他们挖的挖，担的担，大汗淋漓忙了三天，刚刚把水塘挖出个样子，隐在屋顶上的机枪突然咚咚咚地响了──一种乍听起来十分陌生的声音，十分遥远的声音。弹雨捲起一道旋风，呼啸而来。没有感觉到子弹穿过肉体，但身后的泥坡尘雾飞扬，沙粒四溅，明明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肉体的那一边爆响同时又在他们肉体的这一边绽开一连串尘雾的花朵。他们也许开始明白，金属是怎么回事，速度是怎么回事，金属的子弹穿过肉体是一个多么顺畅多么迅速以及多么难以察觉的瞬间。最后，他们陆续倒在自己刚刚挖好的土坑里。
所有的“瘾（别称为痴、迷、狂、癖、控等）”，无非是某些感官发达，又有某些感官关闭，对某些事物高敏度，同时对某些事物低敏度，从而变异了人们的心理，滑向理性的瓦解——假如存在这个理性的话。
文学不是专为节日和盛典准备的，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无人，需要繁琐至乏味的一针一线。哪怕下一轮伟大节日还在远方，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小时代”正成为现实中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们正沦为落伍的手艺人或孤独的守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