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独自相处时，我们更容易反叛；与别人生活在一起时，我们更容易委屈自己。

孩子，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它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它所有欢乐的时刻全都是微不足道的插曲，并且你将为它付出太高的代价。

好坏不值得去鉴别。这世界的生活并不会依赖于它才能进行，它依靠的是一种建立在强暴基础上的权力关系。生存是残暴的。你之所以能穿上一双皮鞋，是因为有人杀死了一头牛，剥下了它的皮制成了皮革。你能用皮毛外套御寒，是因为有人杀死了一头动物，上百头动物，剥下了它们的毛皮来制成了衣裳。你能吃上鸡肉，是因为某人杀死了一只对其他动物并无伤害的小鸡。也许并非如此，因为甚至连小鸡也会吃掉那些到处爬行，静静啄食植物的小虫。总会有某些人为了生存要去吃掉其他动物，或剥掉它们的皮，而不管这些动物是人还是鱼。

向往权力是比向往爱情更加强烈的一种欲望。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反抗这条法律：为了吃口饭你就得付钱，为了睡觉你就得付钱，为了散步穿上一双鞋你就得付钱，在冬天取暖你就要付钱……为了钱，你就必须工作。为了工作你就必须屈服。

我不禁想到你居住的地方是那么小，从现在开始，你将生活在黑暗中。然而就是在这种黑暗中，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你却比在这个巨大而冷酷的世界更为自由。在哪儿，你无须祈求任何人的允许，任何人的帮助，因为没有谁在你旁边，你不知道何为奴役。在外部世界，你会有无数的主人

“是的，电影界的大部分人都能不吃或少吃而活得很好。可我不行。我发现，减肥的唯一方法是吃药。于是，我瘦了下来，可是，我无法入睡。就这样，我又开始吃安眠药。这样一来我早上又醒不了，于是我不得不吃能让我醒来的药片。我的神经系统被打乱。于是，我还得吃镇静药。您也知道，在美国，解决任何问题的药片都有，甚至有使人感到幸福的药片。可是，这样的药片在我身上从来都不起作用。于是，我的神经衰弱严重到了极点，使我同所有的人大吵大闹。很快我也开始同大卫吵起来，最后我离了婚。自然，制片厂的人们开始对我说，他本来就很讨厌，我早就该同他离婚，也说我确实就是瘟疫，说我必须更好地工作以便补赎。我厌烦工作，反正我已经有了足够的美元，可以什么都不干而活下去。

但是，像后来学他的所有那些演员一样，蒙哥马利·克利夫特拒绝女人，甚至可以说，他恨女人。人们说他的唯一的一次相恋，是同伊丽莎白·泰勒的相爱。可是，那是相爱吗？伊丽莎白·泰勒同蒙哥马利·克利夫特相爱时，她还没有离婚。在家庭风暴期间，利兹来求他帮忙，请他安抚她的丈夫。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出车祸那天晚上，他恰恰就是要去调解伊丽莎白·泰勒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迈克尔·威尔丁之间的感情纠纷，在那次车祸中，他的脸受了伤。

蒙哥马利·克利夫特的一个一般的朋友说：“我敢肯定，他是因受虐狂而成为利比·霍尔曼的朋友的，他希望她虐待他。”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车祸之后给他装的塑料做的假鼻子没有做好，他的鼻子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鼻子，脸也变得有些不太好看。蒙蒂一直不喜欢与女人和男人们交往，一个事实却是，他的陨落已经开始。剧作家考夫曼说：“在这座城市，仅仅能干还不够。克利夫特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偶像。日落大道上出现另一个穿牛仔裤的叛逆者时，他的陨落就开始了，后一个叛逆者就是马龙·白兰度。”

总之，一个明星所能做的所有胡作非为她都干过。金也许知道，她是个不怎么样的演员，但她也知道，作为补偿的是，她是一个明星。哈里·科恩说：“还能要什么呢，推出一个明星很简单，难的是，要给她解释清楚，这都只不过是宣扬鼓吹而已。可我们是如此能干，我们能使世界相信明星们是卓越非凡的，首先以此自信的应该是他们自己。”

我拼命工作，咳，我有工作可做，这该多好啊！我想获奥斯卡奖，所有的人都认为会是这样。颁奖那天晚上我正在医院，因为我生了第二个女儿。由于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会获奥斯卡奖，所以电视台的人在我的房间安排好了摄像机，并且同潘太基斯剧场相连接。预备了鱼子酱和香槟酒，演说也准备好了。我和悉尼都很激动，我终于高兴起来。不多一会儿，鲍勃·霍普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那年是他主持颁奖仪式，当他张口就要说出获奖女演员的姓名时，电视台的那些人说：‘安静，安静，准备好，注意。’鲍勃·霍普张开嘴，说奥斯卡奖由格蕾丝·凯利获得。

所有的人都很在意金的职业生涯，观众在意，制片商在意，记者们也在意。最不在意的很可能就是她自己。人们问她，是不是为成为一位明星而感到高兴时，她那张像加利福尼亚的苹果一样的丰满圆脸连抬都不抬地回答说，她没有时间考虑这个。确实，她从早上5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她住在一套每周租金240美元的房子里，她无法享受豪华的美妙滋味，因为她极为节约，她把赚的钱都存进了银行。她也在忍受着神经衰竭不断发作的痛苦，人们曾多次将她送进诊所。最后还有一个梦魇在折磨着她：她感到自己名不符实，她害怕强忍眼泪、被迫俯首听命换来的名声突然之间成为过眼烟云。

作为补偿的是，金不再是4年前的那个呆头呆脑的小姑娘。她对人傲慢，开始在片酬中尽量多争取到一点份额，她放任自己的粗野。拍摄《酒绿花红》的第一场时，她故意迟到，以激怒丽塔·海华斯，后者在这部影片中与她合作。然后阴险地笑着说：“亲爱的，如果我对您有不敬之处的话，那就请原谅，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敬佩您了。”

我开始感到羞愧：这次刺探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我的好奇变成了背信弃义，这我知道。但是，与此同时我想喊叫，我想笑，我想从木乃伊们的这个天堂逃跑，在这里，这些木乃伊们连喝点儿法国葡萄酒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他们怀疑，我会将此记到我的可怕的笔记本上。

接着他们又问我，我是不是喜欢今天的聚会，是不是什么怪事都没有发现，是不是要写文章，文章说我没有发现什么怪事，说好莱坞的人们都是好人，就像我经过亲身体验后确认的那样，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没有什么丑闻，他们喝的饮料很少很少。他们很像一群孩子，担心因实际并不存在的过错而受到责备，所以极力祈求怜悯。这样一来，尽管我知道我毁了他们十分在意的一次聚会，但我并不感到有什么罪责，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仅仅一名记者的出现不会把他们吓成这样。要避开局外人，他们的这一需要一点也不反常。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对什么都不信任，对什么都要怀疑。

我打开鱼子酱盒子自己吃起来。然后，我憋不住哭了出来，发誓再也不拍电影。我信守诺言，但我的青春已经被毁。我一直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我经常问自己，我是不是能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我是多么歇斯底里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对吧？”
她已经完全卸完妆，糖果盒也空了。没有口红，没有假睫毛，嘴唇上有些吃巧克力留下的痕迹，朱迪·加兰像有五十来岁。我看到了她那与年龄不相符的皱纹，脖子下面的伤疤也痊愈了。我被她的黑黑的失望的眼睛迷住了，眼睛后面隐藏着一种永不消退的失意。

“这是一种很流行的商品，销路很好。”本·巴德对我说，“已经13年了，价格仍然没有跌。好莱坞的第一个叛逆者是蒙哥马利·克利夫特。”
所有那些在最近几年内出了名的30岁以下的演员，从白兰度到詹姆斯·迪恩，从安东尼·博金斯到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都受到这个古怪人物的影响。也许他是好莱坞50年来最古怪、最不可理解的一个人。蒙哥马利·克利夫特为这个给他带来荣耀的城市所带来的唯一情感就是没有道理的、难以弥补的恨。另外，他并不住在好莱坞，他生活在纽约，那是一套靠近东64街的房子，具体地址只有十来个人知道，其中包括他非常在意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伊丽莎白·泰勒，一个是52岁的利比·霍尔曼，他称她为“我的固定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