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很多年，我花费最多的项目是飞机票。对于其他女孩子着迷的名牌服装、化妆品等，倒一概沾不上边儿。穿着宽松的棉裤子，带着肯尼亚制篮子，买张廉价飞机票走天南地北，那是我的style。
在我看来，能够一个人旅行是独立人格的标志。而旅人生涯会带来的自由，远远超过一块蜂蜜肥皂。
独自在陌生的城市，没人认识我。完全自由！世界终于属于我了。然后到金泽大学校园走一走，也去五木宽之在散文里讲到的咖啡厅坐一坐，还去封建时代的花街柳巷逛一逛，到贯彻市内的犀川边溜达溜达，嘴里念着金泽出身的诗人室生犀星写的一首诗：“故乡是身在远处想念的地方，也是以悲哀的心情赋诗的对象，即使沦落为异乡的乞丐，绝不是回去的地方。”他是幼年时候被父母遗弃的。
当然，若是没有钱就很不自由了。但是，为了确保自由，所需要的钱也其实不多。关键在于那一点钱非得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挣来的钱，及时换来的不过是一块肥皂，保证享受到精神上的奢侈。
人之幸福、生命之充实，并不取决于物质环境的优劣，而取决于个人的自尊心和对生活细节的关注。
十四岁的初次旅行 现在回想，我的旅人生涯就是那天站在“绿色窗口”前时开始的。因为旅行的本质就在于克服恐惧心，离开熟悉安全的日常生活，而往陌生的世界迈出第一步。
永六辅自己填词并唱的主题歌《想去远处》，歌词和旋律都相当多情感伤。”想走走陌生的小镇，想去远处的什么地方。想看看陌生的大海，想去远处什么地方。遥远的小镇，遥远的大海，遥远的梦想，独自旅行。想遇见相爱的对象，想去远处什么地方。
虽然大家都是孤单的旅客，但其实走在同一条轨道上。
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想多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
坐在车上看世界，始终隔着一层玻璃，不如用自己的两条腿直接站在大地上，用自己的皮肤直接感觉到迎面刮来的风。
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以为自己选择做的事情，其实往往由特定的时代环境造成的。
隔一个星期回去的东京，跟之前没有两样。可我自己，从此再也不是同一个人了。经过第一次的独自旅行，我似乎获得了另一个身分似的，是不同于平时的我，家人、同学们都不认识的另一个自己。那感觉非常新鲜，特别过瘾。
自尊心才是修养的最终目的；品味则表现在日常生活上。
现在，不仅是日本和台湾，连中国大陆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像，因为全球化涉及的范围从金融制度扩大到社会层面来。当然，个人总是可以找出路的：一个社会衰老了，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只是，这样的做法说不定等于放弃社会责任，因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当时的媒体把时代风气形容为：“Ero(tic)，Gro(tesque)，Nonsense。“经济情况越差，国家在国际上越孤立，人们越需要发泄，越寻求刺激。社会上弥漫煽情的娱乐，导致当局严厉取缔。社会文化颓废的恶性循环开始了。
一九八三年，东京迪斯尼乐园隆重开幕了；不久小朋友，连大人都争先恐后地去享受美式娱乐。大学生也不例外，男女双双约会去，有些人更购买年票经常去。我自己却怎么也幸福不起来；一方面，始终不太欣赏美国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东京人的宝贵记忆。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里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架上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之间聊家常时候的话题。
世界并不是越来越好也不是越来越糟糕，而是有时进步有时退步，曾有过荣华的年代，也经历了破坏，今日困境不过是悠久历史上小小挫折而已。
我开始学汉语时，中国早已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但是在一衣带水对岸的中国话学校，清一色的日本学生还在和声歌颂毛泽东的革命歌曲《不落的红太阳》。还有高年级同学们在联欢会上唱的一首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打日本鬼子的《游击队之歌》！
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官司总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间的感情，在彻底决裂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来往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都是在八零年代末的几年里解体的。
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藤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子上放下sony牌录音机，一按键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后来我得知那是”文革“时期江青审定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白毛女》的主题歌。）接着，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妈、麻、马、骂。“那瞬间，好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汉语美丽极了！不仅听起一特别悦耳，而且说起来非常舒服，说一句话就像唱一段歌。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钟情，一点儿也不夸张。
我们的儿子三岁八个月时，他妹妹出生了。老公看着她睡在摇篮里，自我陶醉地说：“她过二十岁生日时，我一定带她去银座一流酒吧，开瓶高级香槟酒共同庆祝。怎么样？不错吧？”过一会儿，她又羞涩似地说：“不好，不好。父亲成了女儿眼里的白马王子，她就不肯结婚了。”男人一做了父亲，怎么就变得这样好笑呢？
原来，每天下午四点，她比其他人早下班回家，丈夫还没回来之前，先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边看外边美丽的风景边喝啤酒。她说：很快就要开始做完饭什么的，我自个闲坐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一刻。
村上春树的出道作品《且听风吟》里出现的音乐、电影片、饮料、食品等，没有一个专用名词是日语的，反之全都是外来语。他的文体也被指出明显有英语文法的影响。若他没有受阪神间摩登主义的熏陶长大，作品风格大概会很不一样。
人会成长，人会衰老。国家也一样，会成长，会衰老的。成长中的人想象不到自己有一天会衰老。我们以前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社会不久将开始衰老。但是，就像人不能避面开始衰老的一天一样，国家、社会也有一天真开始衰老。
年轻男孩也不甘寂寞。从东京开往北海道的长途夜车，挤满了以男大学生为主的“螃蟹族”。他们均背着大背包，乃宽度有八十公分放的横宽型，令人无法走过车厢里座位和座位中间的信道，只好全身回转九十度，像螃蟹一样横行走路，成了“螃蟹族”这名称的起因。
我说的植物，即稳稳地站在大地上，吸取土中的水分，洗着阳光的淋浴，慢慢养育体内的生命，直到开花、结果的一天。植物嘛，哪里也不去，表面上安静，但是其内部非常活跃，永远做生命的来源。
日本小说越来越长，一个原因是，这些年，多数作家开始用计算机写文章了。以前，用手写字的时候，一天写了一万字手腕就开始疼痛了。今天可不同，一天打两万字易如反掌。
有一些食品，若是自己做，既便宜又好吃，但是在歪头买，再要么太贵或者难吃。
生活在日本，我经常觉得个人意志被糟蹋。开会要决定代表时，不通过讨论而干脆抽签，让我几乎感到绝望，因为个人意志不受尊重。看着《抽签将军足利义教》，我重新认识到，研究历史是分析当代很有力的工具，何况在日本这般表面超现代，实为原始的社会里。
阪神、阪急两家铁路公司发行《郊外生活》（一九一四年）、《山容水态》（一九一三年）等杂志刊物，向白领阶级极力宣传了居住郊区的优势，书中多名医生齐声说：若要延续寿命，非得马上离开市中心， 搬到阪神间“健康地带”去居住不可。富裕的新居民一方面保持传统关系文化，另一方面积极引入西方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阪神间 modernism”,modernism 与其翻成现代主义，倒不如译为摩登主义。
中世纪住在乡下的农民不会需要公园，反之，工业革命以后，例如十九世纪初的英国伦敦等大城市，劳动人民的居住环境很差，出于给他们提供运动游乐的空间之需要，才诞生了近代式公园。比方说著名的海德公园，最初是王室的打猎地，一八五一年成了世界博览会场地后，作为公园开放给市民。纽约的中央公园则在一八五零年代开始建造，七三年才完成。
田中优子说，日本电视台拍历史剧的时候，从来不谈到著名人物之间的同性恋关系，是太片面了。在江户男人之间，同性恋跟异性恋一样常见。少男和年长的男性、女性，都可以谈恋爱。
当年的我，好像也志愿做男人，不知不觉之间，心中培养了个“真正的男人”。后来跟异性交往时经验的重重困难，我一向弄不清其所以然，原来那是“真正的男人”作怪。
生活在没有广场的城市，东京人永远不会跟旁边的人搭起话来交换关于任何公共事务的意见。
今天我们的生活道路选择可多，然而成熟为大人却很不容易。成熟的定义会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达到“知足者常乐”的境地吧。
在谷村志穗的文章里，作者代表同一代女性的心里话说：我不要生孩子，因为我想自私任性地过日子，绝对受不了生活中出现个别人比我还要自私任性，即使那别人是自己的孩子。
对小说家来说，最大的不幸是：在他写作的地方，社会上以为，小说家贩卖自己的不幸是文学行为。
小说家写自己人生的小说，在任何语言里都有。这种小说无论用哪个语言来写，都显然最容易具有真实的力量。因为，小说家得经常而永远地克服一种诱惑：与其卖自己的文章，宁愿卖自己的人生。何况，人类 无例外的对他人的不幸，比对别人的幸福还感兴趣。所以，小说家得经常而永远地克服最大的诱惑是：想卖自己的不幸。
从前人的生活道路没有多少选择，但是社会环境使他们自然地成熟了。今天我们的生活道路选择可多，然而成熟为大人却很不容易。成熟的定义会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达到“知足者常乐”的境地吧。
有人说，孩子活在神话的时间里。
神话的时间是什么？
这世界还没有钟表，日程表以前，现在等同于永远，从来不需要匆忙，大家悠然自若；这是现代人早已失去，只能怀念的那种时间。
神话的时间里只有现在而没有过去和未来，因而也不会有记忆。有了记忆，大概已经开始走出神话的时间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他主张：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媒体纷纷报导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出版社都推出了新首相的半生记。我记得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员工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上台后两个月就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跟矮个田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
四点钟，我喝着啤酒，开始做晚饭。老公放他喜爱的古典音乐，边跟孩子们玩耍边跟我聊天。五点钟开始吃晚饭，六点多完毕。然后，洗碗、收拾、倒垃圾、铺被褥、刷牙、洗澡、讲故事。八点多，孩子们跟爸爸说晚安；我则陪到他们熟睡。
之后，才是私人的时间了。如果还有工作没做完的话，那么得回书房加班去。
在现代城市，人和食品的关系是一次性的：现在买，当场消费，马上忘记。虽然热量够了，但是往往营养不够，令人觉得吃饱了还饿。传统食品可不一样：慢慢做，慢慢尝的过程中，能吸收到宝贵的营养。但是，大家实在太忙了；哪里有时间慢慢尝食品？
总而言之，在忙碌的一天里，下午四点钟是我能够松一口气的黄金时刻。如果是夏季，太阳还挂在高处，隔壁大学校园的悬铃木树叶亮得绿油油。大白天喝冷啤酒的感觉，犹如去度假一般令人快乐。如果是冬季，就是夕阳无限好的时刻了。我家阳台正对面看得见富士山，被夕阳照射的姿态壮丽无比，真不愧为灵峰。虽然房子不大，有点拥挤，但是因为有这超级景观给啤酒加添味道，我们是愿意住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