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需要说话，
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
我不哭，我必须坚强，很长一段时间如此。
一旦你没有了希望和恐惧，你就是行尸走肉。
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也许最接近真实的存在。
每天看着自己和其他人，却不曾注意到在你的身体里，有多少东西在崩溃，又有多少在重建，从何时起你的状态好了起来，又在何时丧失了气力。在长长的沉默之后说出的话，原本根本就不愿意说。
一个人消失的后面，只有沉寂，只有亲人和朋友圆睁的双眼。城市国王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他蹒跚时人们以为他在鞠躬，他鞠躬时却在杀人。
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之处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和羞辱之间的界限。
理发师丈量头发，头发丈量生活。
所有的小事，把毫无相关的一切联系起来。
要了解真相就要从混迹于和我们无关的所有词中找到那些和我们相关的。
谋杀常常被导演成自杀。反过来，轮到自己人时，自杀也可能被说成是意外。 原本是猎人打鹿，但鹿却穿过了这位猎人的上腭。
但愿爱像割过的草地一样会重新生长出来。应该以别样的方式生长，好比小孩换牙，好比头发，好比指甲。它应该按自己的意愿生长。
我去看杏树不为父亲，不为国家，不是受乡愁的驱使。树既不是负担也不能减轻负担，它站在那里，只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味。
时间要去哪里？其实我们需要的，仅是再次体验他为我们留下的那一点点东西。
对生活可以谈得很多。对幸福没什么好谈的，否则它就不再是幸福了。
一旦你没有了希望和恐惧，你就是行尸走肉。
我们可以相信这种事，但是无法说出来。但是无法说出来的，我们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动作，一种从头脑到手的劳作。
在独裁统治下，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指出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和羞辱之间的界限。
这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一方面在绢布中深藏了安慰，另一方面，精细刺绣的字母和花朵又像一把尺子丈量出了他堕落底层远离文明的深度。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奥斯卡·帕斯提奥也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一个被世界抛弃而来到她屋子里的乞丐，又是失落在世界某处的一个孩子。
说话能做什么？如果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我看到过我曾拥有的词语失落，我敢肯定，那些我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也会随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会和已存在的一样，终会陨落。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需要多少词语才能完全覆盖额头的迷失。而当我们为它找到词汇之时，迷失又匆匆离它们而去。哪些词，须以何种速度备用，并随时与其他词汇交替，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本来就是两码事。 ......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认为这本书严肃，而另外一本却肤浅。我只能回答，那要看它在大脑中引发迷失的密度，那些立刻将我的思想吸引、词语却无法驻足之处的密度。每一句话都坐着别的眼睛 ...... 说话能做什么？
属于我的一切都与我如影随形。
我们在恐惧中，一个人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本来这是不可以的。正是基于这种长期的信赖，我们需要意想不到的转折。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因为爱会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一声原谅就能立刻收回伤害，好比嘴里留不住空气。
幸福就是你发现了一棵薄荷草或者一只果子，不告诉别人自己吃了，虽然其他人也很饿。
新结下的朋友关系光滑而且软和。患难中的诚实和谨慎的肆无忌惮，这种局面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偶然并不偶然，它是必然，而且是一个圈套。人会因此而变得迷信，这正是偶然的用意所在。
在我看来，每一个死人仿佛都留下来一袋子词。我总是想起理发师和指甲剪，因为死人不再需要。还有，死人永远不会再掉一粒纽扣。
独裁者是一个错误，死去的人对这句话的体会也许跟我们不一样，埃德加说。
他们有证据，因为我们甚至对自己而言都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国家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直到重新需要理发师和指甲剪。
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行走、吃、睡、爱一个人而制造坟墓，埃德加说，那么他的错比我们的还大。他是一个对所有人的错，一个主宰一切的错。
脑中长草。我们开口说话，草就被割。我们沉默，也一样。一茬又一茬，想长就长。然而我们还是幸运的。
几天前我坐在火车车厢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俩是一对）坐在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前，他们商量怎么在行李架上摆放行李箱、行李包和提兜最好。接下来他们脱下风衣，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各自都知道这事该怎么做。在三个小时的旅途中，他们彼此没有说一句话。那个女的透过窗户看着外面交替飞驰而过的村庄和树林。那个男的在看书。他们俩只是偶尔会相互碰到肩膀、膝盖和座位之间翻下来的扶手上的手指。
她和他，这是我的感觉，在思想上相隔得那么遥远，身体的紧挨反而成了一种对立。
她和我，我们两个靠得更近一些，因为我们都在看田野上的一头鹿。我们两个在分享这头鹿。她没有向他透露一个字。
我成了他的孩子，不得不在与死亡的抗争中长大成人。人家没好气地叫我的名字，打我的手，向我脸上投来闪电般的目光。然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在家里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或爱一个人好呢，还是更愿意在哪个屋里，哪个地方，哪张桌旁，哪张床上，哪个国家生活。
“冬天的太阳有牙齿。我在窗玻璃中看到自己的脸，等待着太阳将城市从它的光亮中抛出去，因为天上已有足够的雪和泥。 当我拎着箱子走到街上，那心情就像是要立刻反身回去关上橱门。窗户大开着。橱门也许关上了”
仇恨允许踏践，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因为爱会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一声原谅就能立刻收回伤害，好比嘴里留不住空气。
找人斗嘴总是有意为之，只有伤害属于失误。每次发完火就说爱，也不创什么新词儿。爱是永远都在的。不过爱在争执之际有一副利爪。
我很想将我的爱从身上一把扯出来，扔到地上踩烂，然后再爬到它旁边，让它穿过我的双眼重新爬入我的脑中。
当年我离开罗马尼亚时，把那次离开形容成是“换地方”。我要防止自己使用各种情绪化的词语。
真情与假意是水火不相容的。许多人都有他们的诗，他们会一段接一段地背诵，而且自己会沉醉于所背诵的诗。不信上帝的人这么背诗时会让人想到祷告。
那是下午。我想笑。我透过敞开的窗户问玻璃，我的嘴是不是已经变老了，在这个时刻，在这一时刻。
难道窗户玻璃里的城市是我说我在这儿生活过的理由吗。从来没有过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地方把自己人全部映照在窗户玻璃里。
为了让你永远不挨冻。当我第一次把行李拎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城市是那么的高，床是那么的冰凉。在我曾经像穿越铁路那样穿过烟雾的地方，我留下了。在我独自一人张望的地方，悬挂着工厂。
罗马尼亚，一个破碎的、随身携带的国家，我来自的国家，人们带着饥饿而四处寻找的眼睛穿越这个国家。
——德国，一个光滑的国家，一个开始用行李的国家，人们也带着四处寻找的目光，穿越这个国家，但是不是因为饥饿。
人已经习惯于因为碰巧而失败，因为小事而死去。
我在头发的尽头沉默。我的指甲在生长，仿佛我的生命活在指甲边缘的后面。
但愿爱像割过的草地一样会重新长出来。应该以别样的方式生长，好比小孩子换牙，好比头发，好比指甲。它应该按自己的意愿生长。我惊讶床单和褥单的冰凉，接着又惊讶它的温暖，在我躺下来之后。
对苔蕾莎的爱又长出来了。是我逼迫它生长的，我不得不警惕。警惕苔蕾莎造访前我心目中的我们俩。我不得不捆住我的双手。它们想要给苔蕾莎写信，写我还认识我们俩。写我内心的冷漠对抗着理智，搅起了爱。
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过任何人。我不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我既不需要理发师也不需要指甲剪也不掉纽扣，在有我这个人之前。那时父亲还滞留在战地，靠唱歌和在草丛中放枪过活。他不用去爱。草丛本该把他留下来才对。因为，当他回家看见村子上头的天时，他衬衫里面又长出一个农民来，又开始干从前的活计。这个返乡者造了坟墓，还得造我。
我们每个人都想象过，如何通过自杀让朋友们留下来。口上不说，心里却在责备对方，因为自己不由自主地惦记他们，因为他们的缘故而没有走上绝路。这么一来，人人都变得自以为是，以沉默为工具，把责任推到他人头上，因为自己和他们都还活着，没有死去。
努力拯救我们的是耐心。我们的耐心永远不会消失，或者必须马上回来，如果它被夺走的话。
有个父亲在园子里锄着夏天。还在站在菜畦边想：父亲懂得生活诀窍。因为父亲将他的愧疚植在最蠢的草里，然后把他们锄掉。
因为受控制，幸福就外在化了。不仅仅因为幸福与自己本身无法产生关联，而且它也不许与自己有什么关联。虽未明言，但从一开始人民的幸福就明确地与个人自己的幸福格格不入。谁想得到伟大的幸福，必须为此“牺牲”自己。“牺牲”这个词与幸福是连体的，牺牲与幸福这一对令人恐怖的词在人们一生中的指向总是向着“未来”，没有当下可言。谁不愿意仅着眼于未来那他再也无福消受的幸福，而放弃易逝的现实生活，那他就成了敌人。
我已经对他说出了我们相见的时间，却永远无法说出相见的地点。
他们（国家运动员）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因为民族国家并不强迫他们非赢不可，即使输了，他们在政体国家面前也不用害怕。这一点使他们有别于来自独裁国家的运动员，后者接受的是伪政治任务，甚至要在真公安监视下呕心沥血。他们的身体属于国家，每个独裁政权都在运动员中唤醒求胜意识，让他们充当外交政策领域的展示。
乌托邦是梦，只是从未有人知道，是谁开始做梦。如果一小撮人想把梦想变成现实，那他们往往是原教旨主义者、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或是文盲。只有他们以其他人的名义和在牺牲其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做梦。只有他们毫不畏惧把梦想从纸上搬入现实。如果一小撮人做起梦来，那么数百万人就开始战栗。
为什么在思维方面就不允许有差异呢？为什么对所有人来说只有一种被规定好的“未来”和一种被规定好的“幸福”呢？没有人能够事先尝试它们，因为人们不拥有它们。正因为如此，在这方面才发生了夸夸其谈、虚与委蛇和谎话连篇。
在到达营地之前，路把我绕蒙了，雪也把我下蒙了：我要吐。我还从来没有像那次那么伤心过，我宁愿把我的心吐出来，也不愿把刚吃下肚的好东西吐出来。我哭了，因为我的胃允许我哭，因为它看不起我的工作和饥饿，因为它不给我施舍吃的东西，尽管我已经只剩下皮和骨了。
《希望之旅》结束后，我干燥的眼睛如同头脑中的碎石子。瑞士国旗的白十字在城市的灯光中飘扬。我感到羞愧：国旗的转变是把痛苦转变成有罪，我的转变是把遥远的亲近转变成亲近的遥远。
社会舆论从来不关心在“政策”的表象下什么正在遭到扼杀，社会舆论在乎的仅仅是表象，正是为了它才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容忍任何不幸。
我应当去问谁，我的嘴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谁知道我日日夜夜在什么地方消失。住和地方是两回事。
皮肤上有一种不耐烦。它就像那种期望得到最后剩下的东西、最后还能拿到东西的渴望。那种急匆匆的享受让我心生嫉妒。这是一种容不得半点时间的直接。
我们总是手足无措地站在这些东西面前。每当我们做点儿什么事情，它们就出现在那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做的事什么时候会在哪里把我们分开。只是这就已经让我们变得可以忍受了。只有当我们比折磨着我们的东西更无助的时候，我们才是可以被忍受的。
被逼疯了的人，我觉得，是把这种非正常的常态下所有让人良心不安的东西都抗在了自己身上。他们让人看到我们大家处在什么状态中。他们体现的是疯狂，他们看到的恰恰是这一政权表象后面的真相。
追求道德完美其实正是避难者选择逃离的原因，这种追求把政治上受迫害者与其原来所在国的政治上随波逐流者和罪犯区分开来。
我要是能说话，低语，讲话，喊叫，那该多好。如果我能呼唤，挥手，沉默，观看，那该多好。如果我能托起我自己，那么在我的脚踝骨下面会出现什么变化，穿在我身体上的鞋子会不会不再是原来的那一只。
抵抗或是被人们一般而言这么称呼的行为在初始阶段并不是政治姿态，而是一种道德姿态：出于本能要从让人感到厌倦的标准的机制中挣脱出来。……抵抗越是本真、越是可靠，它就越仅仅是一种道德姿态。……从政治角度看，这种抵抗在很久之后，而且仅仅作为全部，也就是说事后，才构成对权力的反应。
归属于何处呢。因为这种归属对我很重要，于是我就变成了自己的大怪物。我唯一的机会就是欺骗。这样一来，一切都证明是错的，除了这种表面上的归属之外，别无他物。我把这种表象来回推搡。不论这种欺骗有多快，我都将精确地将它放到感知产生的地方。
从来不会出现这种状态：幸福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同样的内涵。这种状态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