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人，你若抵达河岸，请告诉那里幸运的人，说我们死守承诺，长眠在这里。”
假如在德国一个人出了点事：没赶上火车，摔坏了一条腿，或破了产，这时我们就说：本来不会这么糟的。而在爱尔兰人那里差不多正相反……本来会更糟糕的，本来不该摔坏腿而是摔断脖子，本来不该是没赶上火车而是误了上天堂……从来都不是最糟糕的，而最糟糕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凡不是由石头构成的一切，都被雨水、阳光和风侵蚀了——被耐心地滴到一切东西上的光阴侵蚀了：每天二十四大滴光阴。
当上帝创造时间的时候，他已留出了足够的富余。
而我终于发现了我这次旅行的目的之一：一家挂着皮帘的可以单人独酌的酒店。在这里，喝酒的人把自己像一匹马一样关起来。为了单独与威士忌和痛苦在一起，为了单独与信仰和无信仰在一起，只要他的钱够开销，他便深深地沉入岁月之下，沉入惰性的潜水箱里，一直到他不得已重又浮到时光的表面上来，这样或那样地投入到疲惫不堪划桨击水的活动之中，毫无意义的孤苦无助的活动之中。因为每只小舟都不可抗拒地汇入冥河的黑水中。
当我把富格尔右下角的法兰克福指给他看的时候，他说——他的地理课肯定得过优秀的分数——“在另一半德国也有一个法兰克福。”此时此刻对我来说惟一的做法——并不是我愿意的——只能是借助于美因河和奥得河了。
圣徒之岛仍隐藏在太阳前面的晨雾中，人立在西风中依然冷的打颤，不消一杯茶的工夫，太阳便冉冉升起了。在这个岛上居住着欧洲一个唯一的民族，它从未派出过占领军，自身却受过好几次掠夺―受过丹麦人、诺曼人、英国人的掠夺；它只派出过牧师、僧侣和传教士，他们绕着罕见的弯路穿越爱尔兰，把底比斯苦行僧的精神带回欧洲；早在数千年前，它远在中心地带之外，作为地球的一个偏角深深戳进大西洋里，当时欧洲火热的心脏就位于此地……
“又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送我们去火车站的出租汽车司机说，“一个迷人的家伙。”
“谁呀？”我问。
“今天这一天，”他说，“难道不是一个棒小伙子吗？”
我表示同意。当我付钱给他的时候，我抬眼向上望去，看到一所房子黑色的门面。正巧一位少妇把一只橘黄色的奶瓶放到窗台上。她朝我笑过来，我朝她笑过去。
在愚蠢的世界上，正经的东西总是属于错误的人。
我期待着某种民间传说式的回答，用时髦的话说就是绑架、抢劫。但是验票员的回答却简单得惊人：“那是出租车。
我看到街上呈现出一种红色，仿佛是用不真实的舞台化妆用红颜色涂抹的：红色的雪堆，红色的城市天空，有轨电车弯进终点站回形路时发出的尖叫声，而这声音在我听来也是红色的。不过，当我把脸贴近窗帘的破洞时，我看到了实际的状况：冰雪边缘的浅蓝色，沥青的黑色，有轨电车的颜色像洗刷不良的牙齿那样；而电车弯进回形路时发出的沙沙的摩擦声，在我听来又是淡绿色的：淡绿猛烈地喷射到树木光亮的枝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