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追着事情跑，可速度往往又比他们的发展来的慢，最终无法赶上。我写的是一些关于谋杀、贩毒、抢劫银行和妓女的故事。他们各有各的遭遇，他们与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人的一生都是在薄冰上跳舞，冰层下异常寒冷，一旦失足跌落，生命即刻逝去。这冰层有时无法承受某些人，他们便掉了下去，而这恰恰是我要剖析的瞬间。我们也可能幸免于此，便可以接着跳舞。如果我们足够幸运。

问题的核心当然不在信不信被告的陈述。法庭相信的是证据。对被告有利的是，不管他是否无辜所陈述的是否真实，他都不用去证实。但检察院和法庭还遵循另一套规则：无法证实的东西不能作为呈堂供词。
其实事实远比这些简单得多。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客观地区分猜想与事实。有时我们笃信的事情，实际上却是假的。一切往往正好与事实相反，真相很难找到。
在外面这个时代，律师的总结陈词对于整个诉讼来说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检方和辩方陈述的对象不是陪审员，而是法官和参审员。任何伪装的声调、每一句装腔作势的表述都将是无法被容忍的。长篇的总结陈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才能行得通。德国人再也不相信那些虚假的激情言论了，他们见得太多太多。

律师是在整座证据的大厦里寻找缝隙，他们视巧合为“朋友”，他们的任务就是阻值过快地给貌似的真相定性。有一次一位警察对联邦法官说，辩护人只是公平之车的刹车装置而已。法官的回答是：没有刹车的汽车毫无用处。刑事审讯就是在这些力量的较量中发挥作用。

警察的工作原则，是不相信巧合。百分之九十五的刑侦工作是在办公室里完成的，分析证物、撰写犯罪记录、讯问证人等等。我们在破案片里常看到，凶手遇到大声吓唬时就认罪了，但在现实中却没有那么简单。当某人手握一把血淋淋的尖刀在尸体旁被发现时，他便可以被认定为凶手。理智的警察不会去相信，他是正好路过，帮死者从身体上拔出尖刀。刑事探长的格言是，太简单的结局，是剧作家的编造。与之相反的才更是真实的。有目共睹的往往就是极有可能的，而差不多又是正确的。

我们的刑法用于惩处罪恶行径，并根据人们犯下的罪行予以惩罚。可我们要问，米歇尔的所作所为又应该承受什么样的惩罚？这真的很复杂。在中世纪倒简单，按犯下的罪行量刑就可以：偷了东西就把手砍下，往往不去问原因，不去管偷窃是因为对金钱的占有欲，还是因为快要饿死。那时的惩罚就像一道算术题，惩罚尺度是有固定答案的。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刑法就明智些了，能更准确地评判生命，但同时也更加复杂。抢劫银行的行为往往不能简单划一地理解为抢劫银行。我们能给米歇尔扣顶什么帽子？他的做法只是和我们一贯默守的处事原则相左，但如果我们也处于他当时的境地，我们敢保证自己不干一样的事？难道设法回到自己深爱的亲人身边不是所有人都向往的？

警察的工作原则，是不相信巧合。百分之九十五的刑侦工作是在办公室里完成的，分析证物、撰写犯罪记录、询问证人等等。……刑事探长的格言是，太简单的结局，是剧作家的编造。与之相反的才更是真实的。有目共睹的往往就是及有可能的，而差不多又是正确的。

我爱我的夫人，但最终缺把她杀了。知道现在我还爱着她，因为我曾向她发过誓，爱她一辈子。她还是我的夫人，这一点直到我的生命终点也不会改变。我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我将背负着这份罪孽，终了余生。

“从现在起，我们该过另一种生活，一切从头开始。”卡勒说。伊丽娜点了点头，心想，我是多么幸福啊。

生活中，但凡与司法界的人聊天，很少会有冷场的时候。无论他是法官、警察还是律师，随便捡起哪个滑头，都可能是一段精彩纷呈又触目惊心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警察对联邦法官说，辩护人只是公平之车的刹车装置而已。法官的回答是：没有刹车的汽车毫无用处。刑事审讯就是在这些力量的较量中发挥作用。

我们的刑法用于惩处罪恶行径，并根据人们犯下的罪行予以惩罚。可我们要问，米歇尔卡的所作所为又应承受什么样的惩罚？这真的很复杂。在中世纪倒简单，按犯下的罪行量刑就可以：偷了东西就把手砍下，往往不去问原因，不去管偷窃是因为对金钱的占有欲，还是因为快要饿死。那时的惩罚就像一道算术题，惩罚尺度是有固定答案的。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刑法就明智些了，能更准确的评判生命，但同时也更加复杂。

那次手术后，他向家人宣布，即日起他就是芬兰人了。每年的十二月六日他都要庆祝芬兰的国庆节，另外还试着学芬兰语，只是怎么也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