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神性与人性归结于一个人是希腊人完全熟悉的观念。耶稣基督既是一个人，又是上帝之子因而也具有神性的观念，对具有希腊思想和讲希腊语的皈依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基督的神性方面得到了更多地强调。同样，希腊人的逻辑推理习惯要求“上帝”与“圣父”、“上帝”与“圣子”、“上帝”与“圣灵”之间的关系必须更明确地予以界定，因为圣灵一直下凡并鼓舞基督教徒集会

当人类不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掠食者时，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人类不再是一个相当稀少的种类，其数量之多足以彻底打破动植物的天然平衡，这种平衡的打破，部分是有意识地，部分是无预见地和无意识地。

人类历史的第二个重要里程碑，是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成熟而复杂的社会的形成。

亚洲季风气候地区水稻种植的成熟的形态与中东谷物农业形态有三个重要的差别：第一，水稻植株是从特殊的种苗移植而来（即像对待根茎作物或其他可以通过移栽旁枝进行繁衍的植物一样）；第二，在耕作过程中，畜力不是人力的必要补充；第三，无论在水田还是在梯田，在水稻生长期，在几个月内都必须保持有一层浅水覆盖。这些差异意味着东南亚的耕种方式比中东更精耕细作、更耗费劳动力。

哲学家接过了悲剧作家不再进行的工作。被假定为柏拉图的大多数著作的对话形式就证明了这一点。哲学对话的最大优点是它无需符合陈旧的习俗，也不必对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有吸引力。任何熟悉阿缇卡半岛希腊人的、爱探究事物性质的、善于思考的、有空闲的人都能读懂柏拉图的著作：他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阅读或反复阅读对话，或者弃之如敝屣。但是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需要依靠大众的同意，或主管传统宗教仪式的官员的赞成。

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与他们之前繁衍的类人的生物之间，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人类有更长的婴儿期和儿童期。这意味着年轻人依赖父母的时间更长，同事长辈给后代传授生活技能的时间也相应地更长。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缓慢的成熟以为着塑造过程的延长和学习能力的大大提高，使得有意识地保护那些发明和发现——可以推测，或多或少是偶然获得的——的行为更为频繁。……当文明演化超过生物演化而占据首要地位时，严格而恰当意义上的人类历史..

起初，罗马帝国统治使大多数地方制度保留下来了。但是，从程度上看，跨越旧管辖边界的商业区更加重要，管理这种事务的新法律制度就变得必要了。罗马行政官员在是法律原则精细化方面起了带头作用，这些法律原则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当皇帝卡拉卡拉企图向更多的人口征税时，他宣布每个自由人都必须算作罗马公民（公元212年），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罗马法变成帝国境内普遍适用的法律。

历代西汉皇帝都实行与中国社会支配力量——地主阶级联合的政策。这些地主家庭子弟接受儒家模式为主的教育，被招募进入帝国官僚体系之中。这建立了官员与地主之间的普遍和谐关系。他们常常联合起来，压迫农民和社会其他底层人民，让他们安分守己。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标志就是围绕这些问题的知识争论减少，而这种争论是战国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秦始皇被认为是法家，法家强调国家权力高于一切。

但是在一个遥远的君主和起源于几百英里外的无法预见的事件能深刻影响当地事务的世界里，一神教似乎是唯一能够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样的时代，宗教的地方性再也不能适应一般常识和日常经验。传统的崇拜仪式显得虚伪空洞；只有希伯来人能够全面表达对宗教普世主义的普遍需求。因此，他们对民族一神教的定义就成为古代中东文明最伟大和最持久成就之一。

人类与他们杀死的猎物是怎样一种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神话欧诺个找到解释。也许，岩洞中的仪式是为了借助动物的神灵促进世上的丰裕和繁衍。

我们过于沉迷于哥白尼的天文学成就，以致也许难以理解人类接受这种天体运动的几何解释的热情。今天，这种复杂的机械论似乎是根本难以令人相信的；但是当时和后来许多世纪里打动每个人的是这个体系的数学精确性，它确实能够预测行星的运动。事实上，确定在天空漫游的光的位置的能力，从而发现自己在未来某个特定时间的位置（或者他们过去所处的位置），这似乎是整个体系正确性的保证。

孔子认为贵族身份不必世袭。相反，他似乎认为适当的教育能够使年轻人变成君子，即使他的父辈出身于卑微的社会底层。因此，建立在人性倾向基础之上的教育也许为那些有抱负和能力的人打开了道路，他们希望由此步入社会上层。这将变成传统儒教非常突出和重要的一个方面，标志着与西周时期的贵族世袭制度的决裂。

这种历史观为孔子当时的核心问题提供了舞台：贤良者如何在乱世生活得更好些？因为如果普遍存在的天地和谐关系缺失，正如明摆着的事实，那么一个智者该如何办呢？

文明需要独特的社会秩序。为了满足新宫廷和王城所需，统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强迫农民交纳剩余产品。

公元前1000年代真正有影响的思想不是在古代中东文明两大中心的任何一个产生的，而是在两个边缘地区：巴勒斯坦和伊朗。巴勒斯坦位于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它的居民了解两者的文化传统，但是没有全盘接受任何一个。同样，东部的伊朗是美索不达米亚与新兴印度文明的文化分水岭。因此，在巴勒斯坦和东部伊朗，当本地环境刺激人们试图重新解释宇宙的运行时，他们面对着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体系。

虽然我们的信息中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和明显的空白，但很清楚到公元前1700年，人类取得的成就已经很可观。与较早时期普遍的文化发展速度相比，社会变迁的步伐快得令人吃惊。在不到2000年的时间里，三个灌溉文明在旧大陆的中部地区兴起；大量更小的卫星文明在降雨地区发展出来，文明成就的回音波及到北方草原的蛮族战士和地中海、大西洋，也许还有印度洋沿岸的居民。

苏美尔祭司仅仅为了准确记录谁缴纳了或谁没有缴纳给神的债务所做的努力，的确催生了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的最早的文字形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保存和减缩精确信息的能力。

只有在灌溉地区，丰产的作物才能年复一年地从同一块土地上获得收成；只有在需要灌溉的地区，大量人力才有必要合作挖掘沟渠和修筑堤坝。可养活专业人员的农业剩余产品，已经设计大量人口的社会组织习惯，因此有可能，而且的确出现在了中东主要河流的冲积平原上。

任何已经适应了完全游牧生活的部落都把向东迁徙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因为这意味着从比较好的草原向较差的草原迁徙。原因是沿着欧亚草原向东到蒙古地区，降雨量和气温都在下降。

地方贵族以多种土地占有制度占有土地，这些土地很快便变成世袭的。这种制度固有的离心倾向遭到宫廷学校的抵制，在这些学校里，贵族子弟不仅学习军事技术，如射箭，而且学习礼仪知识，当他们变成一家之主，肩负整个家族利益时，他们不得不实行这些礼仪。这些礼仪知识也意味着熟悉它们背后的思想，即政治合法性和人类社会秩序理论，这种理论使“天子”成为人间事务的最高负责人。

当文化演化超过生物演化而占据首要地位时，严格而恰当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便发端了。

随着战车作战技术的完善，蛮族的马匹饲养者开始占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即使只有少量战车，征服战争也变得容易了。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久已经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周边建立地方性文明的土地贵族更容易确立统治，因为少数拥有战车的人与其他人在军事力量上已判若云泥。因此，经历了最初仅仅以破坏（这些破坏降低了印度和克里特文明的水平）为主的阶段后，蛮族征服者开始在希腊和印度建立他们自己更野蛮、军事力量更强大的文明方式。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是食物生产的发展。

文明，指的是非同寻常的大型社会，把千百万人组合在一种松散但清晰的生活方式之中，地域覆盖数百乃至数千公里，而其时间跨度，相比个人的寿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人类关系的第四个重大变化，是亚欧草原游牧民和战士首次来到了历史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