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他人生活的碎片。

在我身后的那座不夜城里，探照灯扫射天空只为了取乐。我想像他们聚集在大理石铺地的广场上，井然有序，机智敏捷。我看到他们明亮的双眼中饱含热爱，他们热爱灯火通明的街道，热爱银光闪闪的车辆。

她像是打算横穿街道，就在她走下路牙的那一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的发色居然变了。起初，他以为那是灯光照射的效果，可这条路上并没有能发出彩色光斑的霓虹灯啊！她的发色不断变幻，像水面上漂浮的油膜般扭曲融合。接着，这些色彩晕开了，三秒钟后，她换上了金发白肤。一开始他坚信那只是灯光的作用，可随后她身上的衣裙也像压缩塑胶袋一样扭曲起来，一些卷曲的衣物碎片掉落下来，散布在人行道上，仿佛传说中神奇生物身上脱落的鳞片。科雷蒂走近时，地上的碎片已经化为绿色的泡沫，嘶嘶作响，缓缓溶解，最终消失不见。他再次抬头看她，她已经换上了一身绿色的绸缎衣裙，缎面在路灯下光华流转。她脚上的鞋也变了，瘦小的肩膀裸露着，上面仅有两条细细的肩带，柔美的长发变成了一头针芒似的短发。

如果你想听更高级的解释，我会告诉你，你遇见了一个符号幽灵。举个例子吧，所有这些被接触者的故事都基于一种渗透我们文化的科幻意象。我愿意承认外星人的存在，但我绝不相信他们长得像五十年代连环画里画的那样。他们是符号幽灵，是从深层文化意象中剥离出的碎片，它们有自己的生命。比如那些堪萨斯的老农夫，他们总说自己看到了儒勒·凡尔纳笔下的飞船。而你看到的是另一种幽灵，仅此而已。那架飞机不过是集体无意识的一次体现而已。

但是，每一个碎片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玫瑰的模样，他想记住这句话，可德尔塔波已经扫过了大脑，他到底也没有时间追问，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你看，这些设计师都是民粹派：公众想要什么，他们就设计什么，而公众想要的当然就是未来。

我雇了一个意大利导演，为了生计，他接一些在暗室里洗照片、在泳池旁安装露台的活儿。他把我为唐尼斯拍摄的所有照片底片都冲洗了出来。我自己压根儿不想看那些东西，不过，它们似乎对这位李奥纳多老兄没有什么影响。他取出照片后，我像洗牌似的快速浏览了一遍，检查无误后就把它们封好，走航空邮件寄望伦敦。接着，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了一家正在放映《纳粹性爱汽车旅馆》的电影院，可从头到尾我都闭着眼。

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们互相呼应，精彩地唤出了一个可信的未来。创作中的艰辛努力怎么高估也不为过，而且这些正是数年来诸多科幻作家避而不谈的东西。正因为多数作者的智穷计尽，才使得文坛中出现了大量末日幻想故事、“剑与魔法”小说以及屹立不倒的太空歌剧——银河帝国稍有不慎就跌回蛮荒。所有这些子类型都是作者避免与现实性未来纠缠的产物。

想想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他人生活的碎片。难道不是这样吗？欧洲旅行的几个瞬间被遗弃在空白磁带的灰色海洋里。他终于也去过那里了，可是她因此变得更真实了吗？他们之间因此变得更亲密了吗？

科幻作家可以纵情玩闹——我们无须对自己的影响力负责。极少有人觉得有必要把我们当回事，而我们的想法却渗透了文化，仿佛无形的气泡咕嘟翻腾，好比背景辐射无处不在。

“请把它当作一个架空的、或然的美国：八十年代从未到来，这些建筑是由破碎的梦想构筑而成的。”

她曾经帮过他，帮他搞到了身份证明文件，还帮他在感官体验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就是属于他们俩的历史吗？不，历史是德尔塔波诱发器乌黑的表面、空空的橱柜和凌乱的床铺。历史是断电之后醒来时发现自己困在一具完美的躯体中，历史是对出租车夫的盛怒，是她在肮脏的雨水中不曾回头的决绝。

一个人如果无法辨识想象力从已知世界飞升的起点，就无法真正体会科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