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个人写作的危机乃发轫于母语本身深刻的危机。它将给诗人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无情地分开“死者”与“生者”的行列：要么卑颜屈膝，以通俗的流利和出口成章的雄辩继续为官为话语添油加醋；要么醉生梦死，以弱智的想象力为一个小气、昏庸、虚无、躁动的时代留下可怜的注脚；要么自命为新形式的馈赠者，却呼啸成群地彼此派生、舞弊、喂养，甘心做种族萎靡不振的创造性的殉葬品。但真正的诗人必须活下去。他荷载独往，举步维艰，是一个结结巴巴的追问者，颠覆者，是“黑暗中的演讲者”（北岛语）；他必须越过空白，走出零度，寻找母语，寻找那母语中的母语，在那里“人类诗篇般栖居于大地”（荷尔德林）。
＂自然本身说到底就是沉默的，喧嚣和噪音最后还得归还于沉默；喧嚣打扰了事物的本质，而沉默使人回归进自己。只有在沉默之中人才可以跟自己交谈，才能思考自身存在、世界以及创造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断裂，它虽是一个文化与精神的地平线，在我看来都没有根。所谓根就是爱，它表现为历史、传统和未来。在这儿我想起了叶赛宁的一句话：诗并不难，难的是度过完整的一生。人得学会跟别的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了解彼此的不幸，忧愁，人得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一棵树受难我们也受难。总之，人得生活他的生活，并给予他的生活一定的意义。生活绝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短促和片面，生活是天长地久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写作不仅是可能，而且是一种必需。
枯坐是难以描绘的，既不是焦虑的坐，又不是松弛的坐，既若有所思，又意绪飘渺；它有点走神，了无意愿，也没有俗人坐禅时那种虚中有实的企图。反正就是枯坐，坐而不自知，坐着无端端的严肃，表情纯粹，仿佛是有意无意地要向虚无讨个说法似的。
许多作家终生会爱许多女人，爱上了爱情；而有的作家有一个致命的女人，这个女人成了他一辈子致命的东西，他一辈子都在写她，我们把这种女人叫致命女神。
那个完美的幻想，把这个声音发出来的那个妄想，就是一个浪费自己的妄想。...他（古尔德）追求的那种声音就是一种“浪费”的声音。...我的心里最早的诗意就是对这种声音的妄想。
我们在规则里不知疲倦地练啊练，销魂在练习中。时光流逝，全不察觉，竟接近了回忆的年龄。我们曾好像是在竞赛者什么，凭虚指点，彼此能指哪到哪，不甘落步，经一番心灵的遨游，最终又能落实和复原到生命实在的事理中。落实和复原到事理，我坚信诗的最终意义；而给人一种貌似脱离事理的虚无的翱翔之激荡，乃诗意也。
“太初有言。”母语第一次逼视并喊出“山，水，鸟，人，神”的时候，古致翩翩，令人神往。词与物欣然交融，呼声中彼此相忘。“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通过这一短促、自信、精确并且余音袅袅的口吻，我们那些早已失传的诸神在阳光朗朗的匿名的自叙中同时向我们昭示了我们诞生的秘密……我直觉地相信就是那被人为历史阻隔的神话闪电般的命名唤醒了我们的显现……换言之，词即物，即人，即神，即词本身。
对人类的认识，是对人类书写的认识，而不是那个事实本身。
首先，母语是什么？对我们而言，她是汉语。她是那个我们赖以生存和写作，捧托起我们的内心独白和灵魂交谈的母语。她也就是那个在历史上从未摆脱过政治暴力的重压，倍受意识形态的欺凌，怀旧、撒谎，孤立无援却又美丽无比的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