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羡慕街边咖啡座里的目光，只一闪，便觉得日月悠长、山河无恙。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
就人生而言，也应该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空虚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际，枉然的雄伟雄伟到了永远。
熟悉也有毛病，容易失落初见时惊艳的兴奋，忘却粗线条的整体魅力，目光有仰视变为平视，很难说是把握得更牢了，还是松弛了把握。这就像我们交朋友，过于熟悉就变成寻常沟通，有时突然见到他翩然登台或宏著面世，才觉得要刮目相看。
一切伤口都保持着温度，一切温度都牵扯着疼痛，一切疼痛都呼唤着愈合，一切愈合都保留着勉强。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古罗马除气势外还有足够的韵味，使它的气势也沁水笼雾，千年不燥。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耳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务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躯，必然会带出同样巨大的阴影。
一切达观，都是对悲苦的省略
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
长大了知道世间本有太多的残酷事，集中再多的善良也管不完人类自己，一时还轮不到牛。然而即使心肠已经变得那么硬也无法面对斗牛，因为它分明把人类平日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演变成了血淋淋的享受。
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
青春的力量无可压抑，即便是地狱也能变成天堂。
万千动物中，牛从来不与人为敌，还勤勤恳恳地提供了最彻底的服务。在烈日炎炎的田畴中，挥汗如雨的农夫最怕正视耕牛的眼神，无限的委屈在那里忽闪成无限的驯服。不管是农业文明还是畜牧文明，人类都无法离开牛的劳苦，牛的陪伴，牛的侍候。牛累了多少年，直到最后还被人吃掉，这大概是世间最不公平的事。
我在这里见到了很多的威尼斯商人，总的感觉是本分、老实、文雅，毫无奸诈之气。由此进一步证实了我以前的一个判断：只有发达的商市才能培养良好的商业人格，投机取巧、狡猾奸诈，不是因为太懂商业而是因为不懂商业。
放纵的结果只能是收敛，挥洒的结果只能是服从。就连凯撒，也不能例外。当他以死亡完成最彻底的收敛和服从之后，他的继承者、养子屋大维又来了一次大放纵、大挥洒，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把地中海当作了内湖。
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畅达、古典、新锐、宁谧、舒适、崎岖、神秘、壮观、肃穆……，其中不少城市还会因为风格交叉而不愿意固守一词，产生争逐。
据我自己的经验，几乎没有遇见过一个喜欢远行的现代流浪者是偏激、固执、阴郁、好斗的。反之，那些满口道义、鄙视世情的书斋文人如果不得已参加某种集体旅行，大多连谁推扛行李、谁先用餐、谁该付款等琐碎问题也无法过关
冰岛的魅力和恐怖，都在严冬。
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辉煌，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现实美丽。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耳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务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
日常生活中的单个死亡、渐次毁灭各有具体原因，而庞贝则干净利落地洗掉了一切具体原因。不管这个人是否心脏有病，那幢楼是否早有裂缝，也不管这家浴室主人与邻居有百年世仇，那两支竞技队的彼此积愤已千钧一发，全部一笔勾销，而且永远也不再留有痕迹，一起无病无缝无仇无愤地纳入死亡和毁灭的大网，不得逃遁。因此，走在庞贝废墟间，每一步都牵连着最纯粹的死亡和毁灭，不再羼杂，不再分解，不可躲避，不存侥幸。
不管别人怎么表示不屑，我们自知，这是一场历时不短的生命冒险，天天面对未知，处处遭遇难题，居然全部走下来了。在那遥远的旷野、陌生的街道中支撑我们的，除了目标，就是友情。我想用名单说明，人生在世，看怎么组合。有的组合，虽然素昧平生却能让每一个生命都摆脱无聊，生发出霜笼月罩的山水气韵，敢于合力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到脚下，有的则相反。
放纵的结果只能是收敛，挥洒的结果只能是服从。就连恺撒也只能以死亡来完成最彻底的收敛与服从。
最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定埋藏着最深刻的逻辑
放纵的结果只能是收敛，挥洒的结果只能是服从。
有人辩解，说这是一种剥除了道义逻辑的生命力的比赛，不该苛求。 要比赛生命力为什么不去找更为雄健的狮子老虎？专门与牛过不去，只因它特别忠厚。
《希隆的囚徒》告诉人们：自由与自然紧紧相连，它们很可能同时躲藏在咫尺之外；当我们不能越过咫尺而向他们亲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义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刘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得清清楚楚。
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局促、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来盛邑大户可以离山，却总不离水。
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盘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阴，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也与这座城市的不可透析性有关
没有对象的咆哮可能更其响亮，没有年代的街道盛得下全部故事，空虚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际，枉然的雄伟雄伟到了永远。
中国文人在整体上倾向于历史体验，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有责的责任，只可惜历史太长，步子太慢，循环太多，经常同意反复，不能不满心徒叹无奈，满嘴陈词滥调。产生于罗马的兴亡感慨不会重蹈中国文人的吟咏老套，不会终结于白发渔樵、废殿碧苔、老月青山。
当历史不再走伤痛，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住日月。
一切伟大从外面看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从里面看则是一种无比智慧的秩序。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之中，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之间。在我看来，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开通者大街，快乐大街。
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
嘲笑受难的人，当某种灾难也降落到他们头上，他们当然绝对不会去救别人，因为别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惩罚，于是他们就趁火打劫、谋财害命，来帮助完成那种处罚。事后，他们万一幸存，又会滔滔不绝地成了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学家。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的远了，这个理由渐渐褪去，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问题，却又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因此越走越远，很难停步。
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如果历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
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
囚禁在象牙塔里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
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
哥伦布没能发现印度，他其实失败了。但是他发现了美洲，他已自成标杆，无论对错。
似病似死间，也可能豁然洞开，惊鸿一瞥，执掌起满天晚霞。
说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为真冷无感于冷。
就城市而言，如果所遇所见都年轻亮丽，那一定是火候未到，弦琴未谐。这就像写作，当形容词如女郎盛妆、排比句如情人并肩，那就一定尚未进入文章之道。文章的极致如老街疏桐，桐下旧座，座间闲谈，精致散漫。
人家在制造枪炮，他们在制造手表，等到硝烟终于散去，人们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设定的指针，游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哥伦布表明了流浪的本性：不问脚下，只问前方。
中立是战争的宠儿，也是交战双方的需要。
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