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羡慕那些生下来就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的人。这些人生下来或者具有单纯的特质。如果身手矫健、心止似水,可以去做荆轲。如果面容姣好、奶大无边,可以去做苏小小。或者带着质朴的目的,比如詹天佑生下来就是为了修一段铁路,比如孙中山生下来就是为了搞一场革命。我从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我把自己像五分钱钢镚儿一样扔进江湖上,落下来,不是国徽的一面朝上,也不是麦穗的一面朝上。我这个钢镚儿倒立着,两边不靠。

爱情和感情是不完全一样的,梦归梦,尘归尘,土归土,请人是要梦的,老婆是要守的。黄脸婆永远是黄脸婆,梦中请人淡罗衫淡罗裙,总在灯火阑珊处。可是走近些,挑灯细看,灯火阑珊处的梦中情人也不过是另一个黄脸婆。

不是灭自家威风,中文和英文哪个更优秀,实在是一个数量级的问题。数量少,二三十字以下,中文占绝对优势。有时候,中文一个字就是一种意境,比如“家”字,一片屋檐,一口肥猪,有屋睡有肉吃就是家。乱翻词谱,有时候,中文三个字的一个词牌就是一种完整的意象,比如“醉花阴”:丁香正好,春阳正艳,他枕在你的膝上,有没有借着酒意浓重树影朦胧说过让你面红的话?比如“点绛唇”:唇膏涂过,唇线描过,你最后照一下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他的眼睛?五言绝句,有时候,二十字就是一个世界,比如柳宗元的《江雪》,有天地人禽,有时间空间。

在许多未成年人心中,犯罪是一件具有美感的事,因为它意味着反抗权威、破坏秩序、挣脱束缚,这种以自由为代价的行为充满自由的美感。

我们不能形成一种恶俗的定式,如果想要嘈杂热闹,女作家一定要靠裸露下半身,男作家一定要一死了之。我们已经红了卫慧红了九丹,我们已经死了小波死了海子,这四件事,没一件是好事。

两面不靠的坏处挺多。比如时间不够,文字上无法达到本可以达到的高度。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质量,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力量。厄普代克写一本《兔子快跑》,就是一本《兔子快跑》。但是等到他再写出《兔子归来》和《兔子富了》,厄普代克就是大师了。比如欲望不强烈,没有欲望挣到“没有数的钱”,没有欲望位极人臣。就像有史以来最能成事的曾国藩所说:“天下事,有所利有所贪者成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者成其半。”我眼里无光,心里无火。我深杯酒满,饮食无虞。我是个不成事的东西。这和聪明不聪明,努力不努力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她,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眼睛会盯着远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什么。而我则对远方置之不顾,我只知道热烈地看着她,从侧面看她的睫毛,看她嘴唇边细密的汗毛,我调动我嗓子间公鸭的力量,翻唱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惨遭语文老师批判的歌,惹来了她的笑,那笑声像是从她的胸膛伸出的一只摇着银铃的手。”

我到香港最初几天,简单概括,就是香港不适合人类居住。太挤。一街一接的人,挤到东挤到西,我站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看,都会不自主地出汗。但是,呆长了,就像在飞机上呆长了一样,渐渐适应,渐渐体会出一些好处。从居住和生活来看,香港是个好地方。

但是好小说需要丝丝入扣的逻辑、毫发毕显的记忆和自残自虐的变态凶狠,需要内在的愤怒、表达的激情和找抽的渴望。我们的文人怕疼。

另外刚有中文的时候,纸张还没有发明,写字要用龟甲和兽骨。野兽会跑,乌龟会咬人,龟甲兽骨不易得到,文人不得不清通简要。英文是单纯表音文字,英文成形以后,纸张就出现了,没有了太多限制,英文就倾向于唠叨。

华尔街是当今地球上受操纵最深、最邪恶、最腐败的市场,所有的财务报告都是伪造的,所有的消息报道都是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