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羡慕那些生下来就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的人。这些人生下来或者具有单纯的特质。如果身手矫健、心止似水，可以去做荆轲。如果面容姣好、奶大无边，可以去做苏小小。或者带着质朴的目的，比如詹天佑生下来就是为了修一段铁路，比如孙中山生下来就是为了搞一场革命。我从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我把自己像五分钱钢镚儿一样扔进江湖上，落下来，不是国徽的一面朝上，也不是麦穗的一面朝上。我这个钢镚儿倒立着，两边不靠。
爱情和感情是不完全一样的，梦归梦，尘归尘，土归土，请人是要梦的，老婆是要守的。黄脸婆永远是黄脸婆，梦中请人淡罗衫淡罗裙，总在灯火阑珊处。可是走近些，挑灯细看，灯火阑珊处的梦中情人也不过是另一个黄脸婆。
不是灭自家威风，中文和英文哪个更优秀，实在是一个数量级的问题。数量少，二三十字以下，中文占绝对优势。有时候，中文一个字就是一种意境，比如“家”字，一片屋檐，一口肥猪，有屋睡有肉吃就是家。乱翻词谱，有时候，中文三个字的一个词牌就是一种完整的意象，比如“醉花阴”：丁香正好，春阳正艳，他枕在你的膝上，有没有借着酒意浓重树影朦胧说过让你面红的话？比如“点绛唇”：唇膏涂过，唇线描过，你最后照一下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他的眼睛？五言绝句，有时候，二十字就是一个世界，比如柳宗元的《江雪》，有天地人禽，有时间空间。
在许多未成年人心中，犯罪是一件具有美感的事，因为它意味着反抗权威、破坏秩序、挣脱束缚，这种以自由为代价的行为充满自由的美感。
我们不能形成一种恶俗的定式，如果想要嘈杂热闹，女作家一定要靠裸露下半身，男作家一定要一死了之。我们已经红了卫慧红了九丹，我们已经死了小波死了海子，这四件事，没一件是好事。
两面不靠的坏处挺多。比如时间不够，文字上无法达到本可以达到的高度。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质量，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力量。厄普代克写一本《兔子快跑》，就是一本《兔子快跑》。但是等到他再写出《兔子归来》和《兔子富了》，厄普代克就是大师了。比如欲望不强烈，没有欲望挣到“没有数的钱”，没有欲望位极人臣。就像有史以来最能成事的曾国藩所说：“天下事，有所利有所贪者成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者成其半。”我眼里无光，心里无火。我深杯酒满，饮食无虞。我是个不成事的东西。这和聪明不聪明，努力不努力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她，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眼睛会盯着远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什么。而我则对远方置之不顾，我只知道热烈地看着她，从侧面看她的睫毛，看她嘴唇边细密的汗毛，我调动我嗓子间公鸭的力量，翻唱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惨遭语文老师批判的歌，惹来了她的笑，那笑声像是从她的胸膛伸出的一只摇着银铃的手。”
我到香港最初几天，简单概括，就是香港不适合人类居住。太挤。一街一接的人，挤到东挤到西，我站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看，都会不自主地出汗。但是，呆长了，就像在飞机上呆长了一样，渐渐适应，渐渐体会出一些好处。从居住和生活来看，香港是个好地方。
但是好小说需要丝丝入扣的逻辑、毫发毕显的记忆和自残自虐的变态凶狠，需要内在的愤怒、表达的激情和找抽的渴望。我们的文人怕疼。
另外刚有中文的时候，纸张还没有发明，写字要用龟甲和兽骨。野兽会跑，乌龟会咬人，龟甲兽骨不易得到，文人不得不清通简要。英文是单纯表音文字，英文成形以后，纸张就出现了，没有了太多限制，英文就倾向于唠叨。
华尔街是当今地球上受操纵最深、最邪恶、最腐败的市场，所有的财务报告都是伪造的，所有的消息报道都是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