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在故事与信息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一方面，故事有其目标，就是终点、圆满、封闭；另一方面，信息按其定义永远是局部、不圆满、碎片化的。
这差别呼应了由文学和由电视提供的互相冲突的叙述模式。
文学讲故事。电视传播信息。
当我们作出道德判断，我们不只是在说这比那更好。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我们是在说这比那更重要。它是赋予一切乱糟糟扩散和同时发生的事物以秩序，并以忽略或不理会世界上发生的大部分事物为代价。
符合一个现代社群的真正利益的，是公正。
在现代观看方式中，现实首先是外表——而外表总是在变化。照片记录外表。摄影的记录是记录变化、记录被摧毁的过去。作为现代人，我们都明白所有身份都是建构。唯一无可辩驳的现实——以及我们寻找身份的最佳线索——是人们外表如何。
你的抵抗行动可能无法阻止不公平现象，不应成为你不采取行动去做你真诚而深思熟虑地认为符合你的社群的最佳利益的事情的借口。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直译会使意义变得晦涩。”如果不直译会使翻译者变成该书的共同作者，那也没关系。“事实是，”哲罗姆在优西比乌斯译本序言中说，“我解除了译者的一部分职务，又解除了作家的一部分职务。”
我们张望、我们记录、我们表示知道。这是一种更冷的观看。这是被我们认作艺术的观看方式。
根据某些整体的概念来观看现实，对塑造和形成我们的经验有无可否认的优势。但它也——现代观看方式如此教导我们——否认真实事物的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它压抑我们再造我们希望再造的东西——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的能量，确切的说，权利。真正的解放，我们被告知，是注意更多、更多。
接触文学，接触世界文学，不啻是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监狱、不完美的命运和坏运气的监狱。文学是进入一种更广大的生活的护照，也即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给予、有责任给予某种注意。
文学的一个任务，是对各种占支配地位的虔诚提出质疑、作出抗辩。哪怕当艺术不是对抗的时候，各种艺术也会受引力作用而朝着对抗的方向运动。文学是对话，是回应。文学也许可被描述为人类随着各种文化的演变和彼此互动而对活生生的事物和行将消亡的事物作出回应的历史。
原则使我们清洁我们的行为，使我们不容忍道德松弛、妥协和怯懦，不容忍躲避令人不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