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现这本笔记之后，我把其中一页拍照并放到了推特上，那是17岁那年四个月的阅读记录，包括了《远大前程》、《海浪》、3本奥斯汀、2本菲茨杰拉德，还有艾利亚斯·卡内蒂、陀思妥耶夫斯基、威廉·戈尔丁的作品。（要不是这本笔记，我还真忘了自己那时是戈尔丁的粉丝。）结果有人回复说：“该看没劲的书，还是让自己放纵快乐的书？”

像这样把书本分成我们“想”读的和“不得不”读的，是一种十分简单也常见的区分法。出版商也把这种两分法当做有用的营销手段，对于打算去海边度假的人，在说服他们买这一本、而不买那一本的时候，这种方法特别管用。但这种区分存在缺陷，内藏陷阱。它把罪恶感和快乐联系到一起，与其说是劝诫，不如说是诱惑：阅读从而获得一种带罪恶感的快乐，就像节食的人在某一天胡吃海喝，虽然淘气但也无伤大雅。这种区分类似于某种低级的文化清教主义，认为一本书带给我们的唯一乐趣在于放松愉悦，或者说，浅显易懂的读物必定能带来快乐。将快乐和罪恶如此这般联系在一起，也即意味着还有一种渊源更深、求全责备的权威，那就是认为阅读一定是要努力才能完成的事。

除了轻松休闲，阅读还带给我们更多乐趣。在阅读中，我们迎难而上，感到自己的界限和能力得到拓宽，进入陌生世界，与异己的观念产生共鸣，习得他人已经实践过并觉得值得学习的东西，与更多人对话，何其快乐！我敢说，书单里有一些书，我根本谈不上阅读，借用一下小学生的词汇，是破译天书。18岁那年阅读《尤利西斯》应该就是这种情况，如果那时我预先读过《奥德赛》，对乔伊斯的理解应该会更好。即使如此，我们，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不应该低估读书的真正快乐，那就是自我满足。我的笔记就还原了一个读书少女的形象，或者至少有那么一个轮廓，那个希望好好阅读、想要博览群书的我。笔记是个人成就的小小记录，也勾勒出一种远大的志向。抱负也让人快乐。

我们听惯了商业小说家们的牢骚，他们的作品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与公认的文学作品没法比：书评家不够重视，出版商也敷衍了事，封面设计只求稳当不管创意等等。关于文学标准合理与否，学术界的争论可谓久矣，但总是和市场不谋而合。争论自然有其价值，但有一点却很少被谈及，那就是把文学分为流行和纯文学产生一个弊端：纯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有些年头的作品，常常被放到了“有趣”的对立面。

书单则让我回想起一段青涩的岁月，那时我对这个问题多少还懵懂。里面没有我日后所知的所谓商业化小说。比如，就在我开始记录书单的那一年，杰姬·科林斯出版了《好莱坞的妻子们》，但我好像都不曾听说过。我想，无论如何，它都不会比《爱玛》和《夜色温柔》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爱玛》颇具讽刺性地展示爱情中各种纠缠，读来趣味盎然，《夜色温柔》诗意又有十足的成人剧范儿，让人大呼过瘾。认为阅读之乐非得包含一种自我否定式的羞耻感是种谬见，我们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任意一本书，阅读带来的满足感都远非如此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