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现实

要说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逃避现实,而不敢面向现实去想办法,解决遇到的难题。在一定意义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逃避现实的历史。有战乱——逃。有瘟疫——逃。有饥荒——逃。有麻烦——逃。上学难——逃。就业难——逃。环境污染——逃。北方有难,则南逃,南方有难,则北逃。八国联军打进来了——逃。日本打进来还是——逃。中国怎是一个“逃”字了得。听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办法,我们没办法,算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国人为什么喜欢逃避现实?

其实,千年里最大的逃避,就是中国儒家文化设想的大同世界,那是中国人最理想的逃避去处。在哪里呢?在五千多年之前的尧、舜、禹时代,或者夏、商、周的“三代”,孔子对这个三代作了十分美好的描绘。他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一切好的东西都是过去的。他凭空想出舜时代治理得如何如何好,那时的社会又是怎样怎样美好。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对于最美好社会的描述是这样的:“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就是说历法要夏朝的,车马要殷朝的,服装要周朝的,音乐要古代的韶乐,其他流行音乐,如郑国的音乐只是淫声浪语,要禁绝,那些能言善辩的人要疏远,因为太危险。

既然越是古代越好,越是现实的越坏,当然,孔子发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样的感叹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孔子还说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段话令人十分不解。如果一个人真的“笃信好爱,守死善道”,那他应该留下来,想办法解决眼下的危局才是,可是孔子所谓的“守死善道”却只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动乱的国家不要居住。天下太平的时候,就出现弄个官,天下不太平的时候,就隐居躲藏起来。这种圣人之言毒害中国人二千多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遇事逃避的民族心理与人格特征。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如此逃避着。

比如,寒山问曰:“世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该如何处之乎?”

拾得答曰:“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就是中国人特别欣赏的学会逃避的智慧。

中国人遇事动辄喜欢逃避现实,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逃避现实的文化,而且逃亡的方向是古代,越古越好。这真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因为,宇宙法则,人类社会,时光无法倒流。更要命的是,古代因时代久远,究竟怎样完全任凭人们去想像。只要在现实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把过去设想得越来越完美。把过去设想得越完美,对现实就越不满意。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通过对比邻居,对比他国,感受到自己的不足,那么还可以参照他们的标准,对自己作出改进,而且还可以通过实地参观,考察与访问,取得学习的经验,从而对现实作出改进,比如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就是这样,一旦认定自己远不如欧美国家,就由政府派出年轻的精英去实地考察。可是,如果认定越是古代的,就是越是完好的,那么,怎么能够完成时空穿越,跑到尧、舜、禹时代,跑到夏、商、周时代去参观、访问、考察学习?

这种欲求不满,导致孔子在生在世的时候,就一直生活在抱怨之中。他对现实不满意,就说:“道不行,乘浮桴于海”。开了中国人逃避现实的先河。中国人在二千多年时间里,一直喜欢抱怨,是典型的怨毒文化。从“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再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直是牢骚满腹,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远古,可是时光无法倒流,所以,中国人数千年来,就只有这样一直抱怨下去。

孔子自己的一生抱怨无数,却一直没有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当别人说现实不好,应该怎样办的时候,他开出的药方就是三代之好,周公之美。可是连周公都离孔子时代500多年了,那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影像资料,究竟周公怎样怎样好,完全任凭孔子去想像,去打扮。今天还有多少儒生在做孔子式的让时光倒流的怨妇工作?他们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把一个远古的中国打扮得美妙无比,以古毁今,整天抱怨着,却面对现实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