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教师，但我绝不相信教育
作者：乌蒙流浪者
——有些话，你不得不说，因为心中尚存的良知。
——有些话，说出来就会付出代价。
十年前师大毕业后来到这座繁华都市——深圳，三个月后，经不住功名的诱惑，走进机关深宅大院，置身仕途官场。七年前，揣着激情梦想，背起行囊走进贵州乌蒙大山扶贫支教。支教结束，仕途坦荡，破格提拔为这个城市中心区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以不到两年的时间走完了通常要七八年才能走完的仕途历程。然而文山会海成为煎熬，功名利禄淡而无味，经历了两年仕途生活的千锤百炼后，为了生命中的泥土气息和阳光雨露，最终向坦荡仕途挥手告别。四年前，独自一人背起行囊再次踏上了西去的征程，还是在偏远的乌蒙群山，还是在那所山村学校，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三尺讲台带给我生命中最简单真实，最浓厚醇香的快乐。因为支教，我变成一个在现实生活边缘徘徊的理想主义者，一个顽固追寻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经历数年起落浮沉，我早已心如止水，别无他求，快乐是我生存的唯一理由。于是从大山深处重回这座都市后，我再次选择了教书，我相信，在纷繁复杂的尘世中，学校还是一片净土，快乐还可以延续。
然而，回到这座繁华喧闹的都市， 在这所条件优越的省一级学校，我根本就找不到教书的感觉，根本就体味不到为人之师的快乐。在这所学校任教不到两个学期，我甚至已经开始厌恶教书，这样的心境变化连我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支教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有多么喜欢教书，而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我竟然开始厌恶教书。在贵州支教期间，我写了三十多万字的山村教育调查报告《生命的底线》，我曾经想告诉大家真实的山村教育，但最终我压制了自己的这份冲动，我不想因这篇调查报告伤害无辜的山村教师。回到都市里，我的所见所闻更令人忧心，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相信自己目睹的绝非是一所山村学校和一所都市学校的问题，这是整个教育的问题。“教育一年不如一年了。”这是我在贵州和深圳听到老师们最多的感慨，我不知道教育官员和专家是否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些声音。
小学六年，这些孩子究竟学到了什么？！
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整整一节课时间，我把学生劈头盖脑地训斥了一顿，这也是我在深圳市的这所“省一级学校”任教两个学期以来，第一次因学生的考试成绩迸发雷霆之怒。
我不想再去翻阅办公桌上的数学试卷，那上面的分数不堪入目。我的深圳学生的成绩竟然远远赶不上我的山里学生，这让人难以相信，难以理解，难以接受。
学校初二年级进行了一次“月考”，这套没有什么难度的数学试卷竟然把这所省一级学校的学生考得落花流水，全班四十二个学生中得分在二十分以下的有五人，而在初二年级380多个学生中，及格率仅50%，三十分以下的超过五十人，十分以下的有近十人！事实上，如果没有选择题和填空题，如果排除作弊的因素，很多学生的得分是几分甚至0分！也就是说，这群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读了八年书，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考试结束后，我把一个学生叫到办公室，问了他几个问题：①：三角形一个角是90°，一个角是30°，第三个角是多少度？②：一个正方形的边长是2，面积是多少？③：一个圆的半径是50px，面积是多少？④：-23+7等于多少？⑤：21a－9a等于多少？尽管我有心理准备，但结果还是令我非常震惊！他只会做第一道题！而这样的学生在我的班上至少有5人，在全年级更是“星落棋布”！数学全军覆灭，英语也惨不忍睹，四十二个学生仅八个学生及格。这个班至少有十几人对英语一窍不通，这些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英语，很多学生掌握的词汇量不会超过一百个。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漫长的八年，我真想问问，这些孩子们都学到了什么？难道这就是素质教育吗？差生面如此之广，真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是与这座繁盛都市不相符的事实，那么究竟应当由谁来为此承担责任？“这些学生一届不如一届了！”“下辈子再也不教书了！”
“教育太失败了！”老师们的呐喊声中浸透着满腹的忧虑和绝望，但是这样的呐喊声只能在狭窄的办公室里弥漫，不会引起任何人的警醒。
在这所环境优美，教学设施一流的“省一级学校”任教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怀念乌蒙山深处那所山村学校，我的山里学生。在支教的日子里，由于师资紧缺，我每学期要任教两个年级两门甚至三门课程，每周课时超过二十五节，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繁重的教学负荷下，我依然有时间画画，写日记，拍DV，打牌，下棋，和山里学生走村窜寨，采风写生，和山村教师吹拉弹唱，举杯痛饮，在世外桃源快乐地度过每个时刻，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苦累，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每天搂着书本走上三尺讲台，面对山里学生，我都感到心境明快，心绪畅然。当然，我的畅快心情源于孩子们出众的学习成绩。1998年我的山里学生曾经创造了地区统考数学平均分 95.2分的记录,2001-2004年由于受取消小学升学考试以及“普九扫盲”的影响，我的第二批山里学生成绩已经大幅下滑，但他们的数学中考成绩依然占据榜首。一个毕业于历史系的志愿者，带着一群山里学生一路走来,一所偏远的山村学校的数学成绩超越省重点中学，校长说这是一个奇迹。
也许这样的奇迹让很多人不相信，但我和我的山里学生相信。其实第一第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孩子让我体味到了教书的愉悦和快乐，只是这样的快乐消逝得太快，这样的快乐在繁华喧闹的都市里荡然无存。在这所都市学校任教数学近两个学期了，实事求是地说，孩子们的数学成绩已经有了显著提高，但现实情况是，我任教数学以来的最低平均分，最低及格率都是在这所学校创造出来的。想想学生的数学基础，我就感到头皮发麻，临近初三了，居然还有学生连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面对如此巨大的后进生群体，我该坚持还是放弃？有老师奉劝我，赶走几个差生，班级成绩就可以直线提升，为了分数，为了升学率，不少学校都在明里暗里采取措施，或劝退，或通过纪律处分让差生“自觉”离开，面对分数压倒一切的教育现状，我该怎么办呢？说实话，我算是一个很宽容也很有耐心的老师，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辅导后进生，也曾经在暑假里放弃了外出写生的计划给孩子们补课，但事实证明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没有什么效果。在这座都市学校中，仅仅两个学期，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我的信心，耐心和宽容心都被这群孩子消磨殆尽，我的绝望情绪与日俱增。
就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闻媒体正在对这个城市的高考成绩进行轰轰烈烈的报道。全省12个高考状元中有4个出自这座都市，全省538个成绩在800以上的考生有78个出自这座都市。这样的成绩足够辉煌，这反倒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了，看看眼前这群数量巨大的后进生，他们如何读高中考大学？前不久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2005年深圳市的高考录取率为92%，位列全省前茅。也许有人为这样的成绩卖力吆喝，但我不会相信这些数字游戏。《深圳晚报》刊登了另一则消息，广东省的考生只要总分达到300分就可以被大专院校录取。高考总分是900分，300分竟然也可以读大学，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每科平均分30多分就可以成为大学生，大学生的含金量究竟还有多少？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进行高考录取率统计，就算录取率达到100%，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并不能说明一座城市教育的辉煌，只能说是整个教育质量的下滑。在这座城市里，有超过一半的初中毕业生不能考取公办普通高中，高考的辉煌是建立在初中阶段高淘汰率的基础上的。其实，这座城市的高考状元，清华北大名校学生冠绝全省，是这座城市“尖子生”工程的胜利。在残酷血腥的高考搏杀中，一所学校成败荣辱往往是取决于这所学校是否有高考状元，是否有学生考取清华北大，这样的评价标准已经代替了以前的平均分和升学率，“尖子生”的成功掩盖了多少“差生”的泪水和教育中的问题呢？
事实上，从小学开始，这座城市中的很多学校就开始实施“尖子生”工程了。中小学的成败荣辱也是看有几个学生考进了当地名校“深圳中学”和“深圳外国语学校”。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所“省一级学校”的差生面如此之广，这样的状况令我感到非常震惊。由于小学升入初中不再需要升学考试，因此小学六年，这些孩子们究竟学到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评价标准，某些学校总是拿几个尖子生来宣扬成绩，来掩盖教育的缺失。无论成绩好坏，读完小学的孩子都会进入中学，教学压力和升学压力就这样不公平地转嫁给了中学教师。
我又想起了支教。近几年来，深圳源源不断地派遣中小学教师，志愿者到贫困山区支教。可是，我们真的有资格去支教吗？我的深圳学生成绩赶不上我的山里学生，这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是很残酷的现实。
折腾，折腾，为什么要拿教育来折腾？
“这届初三学生怎么样？”“比上届初三差远了。”“你们初二怎么样？”“别提了。”“你们还不算差，看看我们这届初一，都不知道怎么教。”这是我经常听到的老师们的“共鸣”声，而这样的共鸣声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学校漫延。从贵州支教结束后，我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山村教育步步下滑，为什么都市教育难如人意？为什么教育改革风起云涌，教育投资成倍增加，而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却发出“教育却一年不如一年，学生一届不如一届”的感慨？
教育越来越让人读不懂，看不透。近几年来，教育也成为民众最关注的热点问题，被质疑，被斥责，被声讨。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风气已经严重地伤害到教育的根基,学校渗透着越来越多的功利色彩，很多事情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而仅仅是为了检查评比，为了一个奖杯，为了上司的嫣然一笑。我们的教育在经历着越来越多改革的同时，也经历着越来越多的折腾，被这样折腾拖累的不仅仅有千百万的学生，还有我们的老师。
还是从贵州那所山村学校说起吧。支教四年，我对那所山村学校有着圣教徒般的情感，但从2003年开始“两基攻坚”（即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普九和扫盲）以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我支教所在的那个偏远乡镇根本不可能达到普九验收标准。以我在2001-2004年支教的这届学生为例，在初一的时候有3个班 180多人，初二时剩下两个班140多人，到初三毕业时只剩下了100多人，辍学率超过40%！，作为一个志愿者，任教的年级辍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 40%，除了痛心之外，也是我的奇耻大辱。但我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大学收费越来越昂贵，巨额的学费断绝了越来越多山里孩子求学的梦想，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更让“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变得苍白无力，很多获得资助的孩子依然辍学打工，每学期走几十个学生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老师们都会到村寨去劝学，但很难成功。辍学率居高不下，直接威胁到验收工程。后来乡政府出台了一个强制规定，要求老百姓必须把外出打工的子女都叫回来读书，否则就罚款。在政策高压下，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孩子回来了，但这群孩子的回归却导致宁静的山村学校走向严重的混乱，因为这群孩子回到学校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仅仅是为了避免罚款，他们在学校里抽烟喝酒，打架斗殴甚至威胁教师，学校也毫无办法，在另一所山村学校，还发生了学生调戏女教师的事情。在那段时间里，老师们是不敢训斥学生的，要是学生因老师的训斥离开学校，老师就要负全部责任，就要受到斥责，就要低声下气地去把学生劝回来。为了验收，教师们两年来疲于奔命，很多次辛辛苦苦准备的材料由于不符合验收标准而变成一堆废纸，支教几年来，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验收的时候，为了能凑齐学生人数，某些学校和当地政府甚至招募一些社会青年坐进教室里，冒充学生，应付检查，老师们还要自己掏钱付给这些人一定的报酬。这样的作弊手段尽人皆知，但验收组“视而不见”，因为我们的验收大都是材料的验收，数据的验收，至于这种验收究竟给山村教育带来多少影响，给山村教师带来多少苦痛，没有人理会。学生成绩越来越差，学校风气越来越混乱，导致老师开始考虑外出打工，也导致山外来的志愿者逃离。2004年9月，团中央派遣了四十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到这个贫困县扶贫支教，时隔不足半年，有五六个大学生志愿者不辞而别，一个大学生志愿者曾经这样对我说，“其实这里根本就不需要志愿者。”这些话语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现实呢？
如果你以为只有偏远贫寒的山村学校才会受到形式主义的冲击，那就错了，在都市中，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也渗透到每个角落。我的一位朋友在深圳某中学任教，当我在山村学校为“两基验收”忙碌的时候，他所在的学校也正在为“省一级学校”验收而疲于奔命。他告诉我，老师们已经忙碌了两个学期，文件材料堆满了一个屋子，他不知道这些材料和数据究竟有什么作用，但为了这些数据和材料，老师们经受的折腾难以言述，不少老师甚至搞垮了身体。我的朋友是班主任，身体上的苦累不说，精神还备受压力，他不得不时时“教育”自己的学生“以大局为重”，替学校隐瞒实情。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他的学生一出校门就可以当政客了，因为他的学校经常有领导视察，而每次视察，他都会带着学生折腾好一阵子，时间长了，学生也明白了很多事情是假的，是做给那些当官的看的。一个学生曾经问了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老师，你骂我们考试作弊，又教我们弄虚作假。”这句话让我的朋友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