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课改修身课是‘日伪时期’”

我上公民教育课没几天，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开始时，学校里面公民教育就少了。但是我记得一二年级有一些。其实公民教育没什么神秘的，它就是教你怎么做好孩子。不仅仅是在家里做一个好孩子，还包括在社会上怎么做一个好孩子。比如说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马路靠左边走，等等在公民课里面就有。那时候走路靠左边，因为还是英国的传统，抗战之后改成右边走，总之指的是遵守交通规则。看到别人有困难应该要去帮助等等内容。我看到我亲戚里面高年级的课本里有少数服从多数、让人把话讲完、民主程序这些内容，我学习的时候还没有学到这里。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天津沦陷以后，在日寇统治下成立了伪教育局。当时日本的政策对农村和城市可能不太一样，不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完全赤裸裸的高压，不是这样。它通过伪教育局做一些事情，改我们的课本也不是都改成“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把课文改成古文多于白话文，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容取消一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把公民课改成“修身”课，讲中国的传统道德、忠孝节义，我后来想来觉得很奇怪。现在说爱国教育要发扬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把以前的“以孝治国”拿出来。而过去的奴化教育里面就有忠孝节义的内容，日本曲线奴化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但它无论如何不要公民教育，不要五四以后的新文学。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点，也不懂，而且大家也没什么感觉，不会抵抗。因为古文里面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也都是我们家长辈过去在私塾所学的内容。当然，岳飞、文天祥等的民族气节的故事是去掉了。我后来想了很久才明白，实际上也还不太明白，为什么日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做为奴化教育的内容，也许是因为伪教育局是中国人在做，可能是一个迂回政策，我不太知道。但是很清楚的是，民主、自由、公民权利，这些内容他们绝对不要。抗战胜利之后，从后方来了一大批学生，比如西南联大附中、南开中学这些在大后方直接延续国民政府教育的学生，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他们的新文学念得比我们多。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1947年考燕京大学时作文的题目是文言文，题目我还记得，《立国必先树人，树人必先树德说》。可刚复校的联大（清华、北大、南开头两年还联合招考，只是录取分数线不同）高考不许做文言文，只许作白话文，而且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题目，《我的中学生活》。然后我就考不好了，因为我在学校里做的比较多的是文言文，这样可以发挥，能够瞎拽，但这么一个题目就不容易出彩了。所以我第一次清华大学没考上，因为我的长处都没考好。我数学特别好，但五大道题目里面有两道几何，我证不出来，大概有40分，卡住了。但我刚到家就想起来应该换个思路，就迎刃而解了。把我气得不得了。我只要再稍微再想一想就能做出来，但当时就是卡住了，越卡住就越想不出来。所以我特别觉得一考定终身是不公平的。我第二年转学再考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教育不应该有让人种退化的危险”

还有一个感觉，小孩是需要管的，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但管孩子什么方面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家长管的不是地方，孩子在外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管，就是分数管的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教养和基本的文明是最重要的。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小孩天生都是好的，只要让他发展他自己的兴趣，他就一定能成才。比如这小孩爱画画，但特别讨厌数学，你就别逼他学数学了，让他好好画画。杜威主张完全让孩子发挥他自己的特长。对于他的观点，后来美国也有人批评，认为这太放任了，小孩自己管不住自己，还是需要管的。有些内容他暂时没兴趣，以后有可能会有兴趣的。但总的原则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样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弯过来。要让孩子自然地茁壮成长，前提是老师和家长都要有正确的态度，适当地浇水、护理。

但现在麻烦就在这儿，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现在这种教育会有使人种退化的危险。学生如果这样教出来，其中一部分会变成老师，更大一部分会变成家长。按照这个路子，就越来越下滑了。为什么在文革这么乱的时候，有些学校还是相当不错的。像北大附中，我女儿就是文革后期在北大附中上的。那个时候，他们的老师还是原来培养出来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北大教授后来反右把他们刷下来贬到中学去，我觉得那些老师好得不得了，非常敬业，还是原来的教育思想。可是这一代人早就过去了。现在好像经济好了，老师的待遇也提高了，整个硬件也好了，但是一代一代这样培养下去的话，那就在精神上一代一代退化下去，我的担心就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