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新世界

1949年后的金岳霖让殷海光感到隔膜，他只能一厢情愿地解释老师的精神突变。牟宗三的“纯个人兴趣和纯技术观点”的看法，倒点出金岳霖对哲学游戏的沉迷，以及对哲学外的领域的漠然。

金岳霖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哲学对他的意义——“坦白地讲，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牟宗三的看法。“我们可能天真地做哲学游戏”，“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

表面上，金岳霖对政治漠然，然而，他的“个人兴趣”和“技术观点”之外，并非像牟宗三以为的那样一片空白。金岳霖的思想生命，比牟宗三所想象的更为诡晦。他的阁楼里有某种“斯巴达”的情怀和“乌托邦”的激情，并蕴藏着冲出阁楼的冲动。

金岳霖少时住在玉皇坪广场附近，广场上常有学生结队做操、唱歌，“十万军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

他始终怀念那个朝气蓬勃的时代，认为那时“湖南人的雄心壮志是了不起的”。16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他马上剪了辫子。但这也是个被金岳霖称为“有瓜分恐惧的时代”。1916年，听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并且要做皇帝，身在美国的金岳霖，在房东家临街走廊上大哭一场。

年轻时，金岳霖还有“学万人敌”的大志。

1914年，他获得官费赴美留学，五哥建议他学当时流行的簿计学（相当于现在的工商管理）。191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学并获学士学位后，他致信五哥：“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

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在以后的学习中，他逐渐迷上抽象思想，对政治学学理上的兴趣，远大于对政治问题本身的兴趣。1921年，金岳霖获博士学位后，兴趣终于从政治学转向哲学，并系统接触休谟、罗素等人的思想。

“在1918年到1920年这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没有离开过抽象思想。这一习惯形成之后，我虽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金岳霖的回忆》）

抽象世界，既是他所爱，亦是他所长。他在其中遨游宇宙，穿越时空，而一落到具体层面，他只是个在阁楼做游戏的人。“我是在抽象方面思想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百分粗疏的人”，“加上个人研究哲学的习惯，对于当前的现在总难免有点子麻木。”对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时局问题，他有着朴素的爱国情怀和隐微的乌托邦激情。但这种复杂的情感，也因他对政治的失望和不擅长而被压抑着。

1922年，金岳霖发表《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公开表示对政治保持中立和疏离。“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知识分子应“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不发财”，有“独立的环境”，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1926年回国后，金写信给他的五哥，对政治的悲观溢于言表，“我不能改变这个社会，也不愿意为这个社会所改变。看来，从政的想法是错误的。”

他甚至对“人类”悲观：“我也怕人，并且还不大看得起人类这样的动物。我总觉得世界演变到人类的产生，无论从方向或结果着想，总不能说是十分满意。”

于是，金岳霖在“阁楼”里以他擅长的方式实践自己的乌托邦。他的《论道》一书在抗战期间完成，这本野心宏大的著作，涵盖“时”、“空”、“无极”、“太极”等等终极命题，构造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宇宙观。从《论道》可以看出，一旦进入抽象领域，金岳霖的乌托邦世界就变得异常明晰。

尽管这部著作的写作方法是完全西式的，金岳霖还是在《论道》中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概念”。他承认，《论道》的“道”，“我可以另立名目，而另立名目之后，这本书的思想不受影响”，“我这本书有旧瓶装新酒的毛病。”（《论道·序》）但在这个蔚为大观的形而上学世界，金岳霖不仅要满足他那乌托邦式的宇宙想象，还要把自己的爱国情怀浇灌进去。因此，他以“道”来命名这本著作，用“无极”、“太极”、“出入”、“几”等有中国味的词作为《论道》的重要术语。

冯友兰谈《论道》时说：“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困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

到了1949年，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在金岳霖面前。这个新世界的建立者统一了中国，展现了一幅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美好蓝图；新世界的指导思想，是金岳霖称赞有“理论的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斯巴达情怀与乌托邦激情，在新世界结合得如此完美，且第一次从抽象世界落到了地上，让《论道》在这方面的努力相形见绌。

开国典礼上，听到毛泽东用自己熟悉的家乡话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金岳霖兴奋得几乎跳起来。他逢人便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他没有想到的是，不管自己怎么努力“做一个新人”，还是与新世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有差距。

1969年，这位七十多岁的学者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据学者涂纪亮回忆，在哲学所的批斗会里，师生们都知道他是“正直且要求进步的学者”，发言者在他的论著中找不到“反动”言论，“只好空空洞洞地给他扣顶大帽子”。“与会者也明白这是例行公事，表面文章，跟着喊几声批判口号，内心中仍是敬重金老的。”

孩子

1980年代末，汪曾祺的散文名篇《金岳霖先生》，让许多人认识到这位学者的纯真：上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欢迎；待朋友温和，熟悉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老金”；养了一只大斗鸡，和斗鸡同桌吃饭；喜欢收集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水果送给孩子们，自己再去买。

有学生问他为什么要研究逻辑，回答孩子气十足：“我觉得它很好玩。”1926年，在清华教书的金岳霖和美国女友秦丽莲（LilianTaylor）同居。一日，金岳霖打电话给杨步伟，说有紧急事要请她和丈夫赵元任过来。“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是秦丽莲不慎怀孕，老金要我给她做堕胎手术？她赶紧声明：“犯法的事我可不能做。”那边答：“我想大约不犯法的吧。”

赵元任夫妇当即进城到金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还盯着她肚子看。岂料金岳霖一本正经地说：“有一只鸡3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请你来动手术给取下来，它现在满园子乱跑。”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原来，金岳霖天天给鸡喂鱼肝油，吃得太多太油，“胎儿”太大，难产了。杨让两人把鸡抓着，手一掏，就出来一个葫芦形状的蛋。金岳霖见状，赞叹：“真是手到回春，明天送你一个匾。”事后，金岳霖遵守约定，请赵氏夫妇去烤鸭店大吃一顿。

即使在五六十年代那风雨如晦的岁月，他的孩子气也一如既往。他每周必去王府井搜罗大水果，以供观赏。别人每次走进他客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排列整齐、姿态奇异的大水果。他保持着斗蟋蟀的爱好，园子里和屋内摆了几十盆蟋蟀。喜欢跟孩子玩耍的金岳霖，每天经过院子，总有一帮小孩高声喊他“金爷爷”。

心思纯真的金岳霖，一旦皈依新思想，便一往无前。

195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金岳霖

1960年，金岳霖撰文论证逻辑具有阶级性，引发逻辑学界的激烈争论。在一次讨论中，他甚至来了火气，对反对其观点的弟子周礼全上纲上线，说周反对“推论有阶级性”是“立场问题”。直到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才为争论画上句号。

在“文革”期间的一次会上，金岳霖又提起那场争论：“毛主席批评后理应很好地检讨自己，可我却不……”在场的人暗自替金岳霖捏把汗，唯恐他会说出“大逆不道”的话。“你说怎么着，我竟然还闹情绪！”听到“闹情绪”3个字，大家松一口气，金岳霖那股认真劲，反倒“大事化小”了。

在很多人看来，金岳霖的较真显得有些可笑，但在学者王晓渔的心目中，“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