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的《人民文学》杂志把开篇位置让给了一个年轻女作家的首部中篇小说作品，这就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正如杂志卷首语预期的那样，这部小说如同“一枚能激起些许水花的石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先锋派小说”的开篇之作。此时的刘索拉刚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不久，是中央民族学院的一名年轻讲师。她随后创作了小说《蓝天绿海》、《寻找歌王》，并且在自己的本行——音乐创作上探索得很深、很远。“先锋”这个词语也几乎成了她的影子。作家王蒙先生曾经形容索拉的小说在1985年的出现，“是一个先锋性的，并非偶然的现象”。
以下是凤凰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许戈辉专访刘索拉的访谈录：我一直在改变
许戈辉：我们到现在请你来上节目，还是特别希望你谈八十年代的事儿。
刘索拉：无所谓了，不那么重要了。我特别希望你看到，我后头做什么了，而不是八十年代。因为八十年代对我来说是一个偶然现象，偶然地出了一批艺术家被注意到了。我自己对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视，因为我觉得一个艺术家的一生，最重要是你的作品有没有在改变，而不是说你的作品有没有多出名。
偶然的成功、偶然的被发现、偶然的发财、或者出名了，这都不应该算在你的作品之内，这是偶然的，是外界的，你内部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本能，你内部的思索是最重要的。由于你内部的思索不断在改变，不管是改变到什么地步，它是在改变，你也不用要求说我是不是更完善了，更成功，更成熟，都不用管，就是你是在往前走，你一定不是停在原地，你一定没有重复你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许戈辉：这倒是让我想起，人们说天才是99%的勤奋加上1%的运气，仿佛你再努力，如果没有那1%的运气，也很难成就一些事儿，可你却强调那1%不重要。
刘索拉：其实通过自己八十年代的被发现，为什么我说是偶然的，因为我知道在当时有很多人比我行得多，我的生命证实了这个历史的偶然性，我的生命证实了历史的不公平。
后来我出国以后，我就开始特别有意识地去看，比如像纽约，纽约这么一个地方，有那么多有才的人，能够被听见的和被注意到的人不多。但是我知道在纽约有多少人，在那儿做着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必须深入进入你才知道，而且这个人可能相对来说已经很伟大了，对于纽约人来说，他非常伟大了，圈里人会知道，但是出了纽约就没人知道了，美国人不知道，出了美国更没有人知道，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因为我走的地太多了，有多少大师是根本我现在跟所有人说，就不可能有人会知道的。
80年代的精神还在
1987年，刘索拉以作家身份访美，从美国回来第二年，她又接受了一个工作邀请前往英国。2002年又和德国世界文化大厦签约为国际顾问，移居海外的二十年时间尝试了各种改变，她唱摇滚、学蓝调、沉醉于自由爵士，也尝试过各种实验音乐和世界音乐，不断地探寻新的艺术表达途径。
许戈辉：1988年你排演根据你的小说《蓝天绿海》改变的摇滚歌剧，后来由于时局原因未能成形，之后你就去了英国。近些年你的作品还有被毙掉的情况吗？
刘索拉：没出现过。
许戈辉：你自己跟自己玩，不理他们？
刘索拉：因为现在我们参加音乐节，演出在音乐厅里，我们不见得非得上电视是不是，我们也不非得要当主流是吧。我们要想当主流，那就当，不当就不当，因为谁也挡不住谁，创作者是不会被挡住的。没有一个国家能把一个创作者给挡住，你明白吗，搞创作的人不怕这个，因为我脑子是活的，人是活的。你只要做，你用不着抱怨，你不让我写一百个人的，我写五十个人的，不让我写五十人，我写十个人的，你不让我写十个人的乐队，我写俩人的，我还能写下来，你什么都不让我写，我做录音。
其实八十年代这个精神是在的，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国外的艺术家就是这么活下来的，国外的艺术之所以老存在，是国外艺术家习惯了，就你不让我做这个，我做那个去。比如说中国的歌唱家就觉得不进大都会，不唱金色大厅就白活了，我记得我在英国农村的时候，去教堂，就有很好的歌唱家，他们在伦敦如果没有演出的话，就在当地教堂，每个星期都去唱歌，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我有时候跟中国的歌唱家说，为什么你们就不可以这样去做，因为我们都在国外，在国外的话，教堂或者各种中心经常有机会可以唱，大家就觉得我这样多浪费时间，我这叫什么呀，我这唱什么呀。我得进大都会，这就变成了我们的心理负担，就是说我们必须被主流承认，然后在历史上被记上一笔。如果回忆我的八十年代仅仅就是被历史记了一笔，也真的没有意思。
许戈辉：那当你说八十年代的精神还在，你希望被记住的，或者说希望被人们再度去发扬光大的是哪一部分？
刘索拉：八十年代的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八十年代对整个社会是有一个积极性的，那个积极性如果延续下去，会有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出来。八十年代好像耕地机把耕地给弄活了，土活了，什么东西都会往外钻，所以那是一个希望，如果继续那么下去，就会有更多东西钻出来了，这个国家应该是这样往上钻东西的，尤其在文化艺术方面，都应该是支持它往上走的，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封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再去想，当时艺术家真的是可以不想到利益，因为还没学会想利益，就想到我有话要说，我要站出来。
政府基金如何支持艺术
刘索拉旅居海外期间成立了“刘索拉和她的朋友们”乐队，混合了民乐、摇滚、爵士、即兴，在很多音乐节和室内乐演出中大获好评。不同音乐流派、中西方音乐元素，这些综合是刘索拉几十年经验的结晶。
刘索拉：我在国外做过歌剧，然后做过音乐剧，各种舞剧，包括组织乐队都是靠基金会。我们乐队第一次在德国演出就是世界文化大厦出资，它属于德国文化部直属，专门支持各种各样的前卫艺术。你要先告诉他你的东西，他要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做，然后从艺术的角度去评判。
许戈辉：给他看一个文案吗？
刘索拉：看录像，然后从艺术理念做阐释。因为国外做现代艺术，他讲究你的艺术理念是新的，而且是有意思的。当时他们就认为我们这个乐队在世界上是没有的而且还是一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乐队，理念上非常新。所以当时在我们乐队开场的时候，他们请了70年代现代主义音乐革命的理论大师约翰•凯奇（John Cage）来给我们开场。他的开场就等于说是在给我们一个理论性的奠基，在中国可能就不会在乎这种东西，我们就会说商业开场什么之类的，但是这种现代艺术理论性的开场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就说能不能请到他，大家很紧张，就把我的录像给他看，让他判断值得不值得为这样的乐队去做理论性开场，结果他答应了，我记得当时世界文化大厦的那些头儿们特别兴奋。
这个在中国其实是特别缺乏的，我回国以后发现，中国没有理论上的音乐评论，音乐评论都太感性了，他不用对比，说这个音乐是一个什么流派，它是怎么做的，它的价值在哪，有一些理论性的总结，国外这方面特别发达，音乐会后也会有理论性的评论。
另外他们在组织过程中也是非常慎重，包括演出前的调音，调音师跟着我们调了三天，保证达到最好的音乐会效果。前前后后从准备到理论大师的开场、演出后的评论、德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它整体上就是一个很圆满的演出，也很容易让这个初生的乐队再往下走。
许戈辉：这样的乐队起步时真的非常需要政府、基金会的支持，我们的政府其实总说要支持文化发展、支持民族的东西，你觉得这中间是哪个环节的缺失，导致了像你这样的艺术家，往往是需要先由国外的基金支持，然后再把成果拿到国内？
刘索拉：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注意到了要有基金，我也听说已经开始有这种小基金会，但是我举一个例子，我去英国，做了一个小小的项目，那个基金会就在一条街上，特别简单的一个舞蹈场地，年轻的艺术家走进去，拿一个小作品，说来咱们来做一件事，基金会的人就会替你去申请，就这样的。我们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连锁关系，你不能说北京市有一个基金，所有艺术家够不着这个基金。所以你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代理吧，就是中间的这样的结构，你需要有具体到一个城区、一个街道，有一些由艺术家组成的小机构，它是可以和上面的基金会沟通的，这样才可以深入到各个角落去发现艺术家。你只有一个基金会吊在那儿，吊在政府的最高处，在哪儿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基金，但谁能够得着？谁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