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净精微，喜心退藏”，这是余世存喜欢的一句话，退藏一词，在他眼中，就是从世俗中退出，让心灵获得某种安顿和力量。
余世存，诗人思想家、学者、自由作家。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分享凤凰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许戈辉专访余世存的访谈录：退藏背后的智慧
用专家会诊的眼光去读史
许戈辉：您2005年出版的作品《非常道》可以说是以一种颠覆的方式书写中国历史，您所创造的文体也被称为“微博体”，短小的碎片式文体挖掘了历史的边角料，给了读者走近历史的新途径、新角度。我也特别想请教您，读史需要掌握方法，您又是怎样去读史的呢？
余世存：我的兴趣点主要是人的话语，这可能是一个方向，比如说有人问邓小平，他在长征的时候做了什么，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这个很有意思，一问一答，意韵丰富。还有我记得我最初有那个动机的时候，是看文革的资料，比如说毛主席开会，如果他不发言，然后康生他们发言，会怎么讲。那些讲话有时候我都觉得像小孩儿在一起过家家一样，比如康生说，我们只有毛主席能做大英雄，还有毛主席在“二月逆流”的会议上，批评谭震林、陈毅，说他们不应该去顶撞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毛主席说完话之后就说，“毛主席发怒了，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我觉得这个特别搞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被雷到了。我就想这么有趣的话，为什么教科书上没有，那么我能不能把它们捋出来。
许戈辉：是不是看多了，也会养成一种敏锐的判断力？
余世存：没错，是有了分辨能力，而且我说即使是我余世存写的书，你也不应该把它当做唯一的一个认知体系。就像现代人看病，要请专家会诊，不能只请一个专家。我们读《论语》，看了钱穆的本子，也得看李零的本子，有的人甚至去看于丹的本子，但你不能说我看了于丹的就认为那是真正的《论语》，这是错误的，你还应该看李泽厚的《论语》，南怀瑾的《论语》，要多看几家，这样才能对《论语》有一个真正的认知。我觉得这是我读史读出来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专家会诊的眼光。
许戈辉：有不少读者从当年《非常道》读到今天您的《人间世》，发现了一种改变，觉得您从尖锐敏感变得豁达圆润，您同意吗？
余世存：确实有这个转变，我觉得这是人到中年的一个必然过程，“二十而不狂，非吾子也”，二十岁时不狂妄，你就不是我的孩子，但是“三十而仍狂，亦非吾子也”，过了三十岁之后还那么狂妄、愤怒，那你也不是我的孩子。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激进的，用理想这把尺子去衡量一切的人，但是当人到中年的时候，可能会有种种现实的考虑，会更宽容地打量这个世界，所以《人间世》比《非常道》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要温润了许多。
拒绝进入一切体制
许戈辉：您出生在湖北随州的一个小乡村，当年您考上北京大学应该是家里学识最高的人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吧？
余世存：当然，我有好多文章写过这件事，包括我父亲当时就带着我到村后面的山上去烧纸钱，感谢祖坟冒青烟了。这会让你觉得你活着是有任务的，有使命的，你应该去寻找你的使命，完成它，才不辜负这个家族、这个村、这片地区的一种厚望。
许戈辉：1992年，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一中教书，当时对这份工作满意吗？
余世存：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80年代的大学生，在制度安排上是属于国家干部，从我们农村的孩子的角度，就觉得出来应该分机关，应该去吃香的喝辣的。从我自己内心的角度，我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在校园里生活，应该走出校门才好，结果还是进了校园，所以那个时候也有点不甘心。在中学教了两年就离职下海，那时的社会氛围也是大家纷纷下海和出国，想要去寻找更大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跳到海里做了两三年，好像也不成。
许戈辉：下海经商了两年之后经朋友介绍，您进入了《战略与管理》杂志，从普通编辑一直做到执行主编，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对您又有怎样的改变？
余世存：《战略与管理》当时的定位很吸引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办一份什么样的媒体，《战略与管理》的老板觉得社会上文人清议很多，清议误国，用清议来研究治国的这个时代应该过去，会有一个专家治国时代到来，另外他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些硬指标，比如要完成城市化，大半农村人口要从城市转移出来，如何有序进行，还有中国要完成产业升级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专家去做研究分析。我们以前八十年代的知识，是以思想为主，到了九十年代是以问题为主，这个问题意识正好接续了中国的一个治学传统，比如说像明朝末年，顾炎武这些大思想家讲究要“学以致用”，我们在大学学的东西，要拿到社会上来为公众服务，这是《战略与管理》所追求的。在此之前，我只是北大中文系出来的，一个读过诗歌，读过现代派小说，读过一点文艺理论、一点哲学和历史类东西的人，但是在那个时期我的思维一下子就得到了拓展，有了经济学思维、社会学思维、法学思维，我觉得自己从一个纯粹的文人可能变得有点厚度或者更丰富了。
许戈辉：2000年，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您31岁，选择离开了《战略与管理》，为什么？
余世存：在我成为《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之前，我的前任执行主编是把《战略与管理》做成了一个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杂志，我去了之后，就把它往自由主义这边靠了一下，当时也是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包括我们发的一些文章，有时候也在打擦边球，有些碰线的，就不断地要去挨上面的批评，后来就说是不是调整一下，我觉得我的使命也差不多了，用经济学的术语叫“边际效应递减”。所以我就说那我还在《战略与管理》待着干吗，离开算了，顺便也给老板一个台阶下，就这样退出了《战略与管理》。
许戈辉：那时候对未来是怎么打算的呢？
余世存：那个时候我就问自己，还有哪些单位值得我去呢，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可能没有单位值得我去工作，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说那就先别工作，就在家读书，读书的过程中，又开始对各种体制很反感了，那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拒绝进入一切体制，包括反体制的体制，我也不愿意进去。
给自己放个假
许戈辉：2005年《非常道》出版之后，你几乎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两年后你离开北京，去了大理，为什么？
余世存：写了《非常道》之后，我觉得还不足以让自己得到安顿，就是有很多学问上的、思想上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答，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继续读书，北京的读书环境不是很好，每天疲于奔命，各种应酬，我就想那还不如去放弃北京的生活，到外地去待几年。
许戈辉：在大理时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余世存：在大理的生活现在想想，确实是太奢侈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对钱的顾虑，刚开始还陆陆续续有点稿费收入，后来因为跟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包括跟出版社的编辑，报纸的编辑来往都很少，也没有给他们写稿，顶多是他们约约稿子才给他们写，也不写专栏了，那个时候完全就是吃老本，但是自己也不发愁，因为在大理，你有时候觉得钱是多余的，兜里面揣个五百、一千的，可能一个月都用不完。大量时间就是，发发呆、逗逗狗、养养花、种种菜、写写字、看看书，读书也没有说一定要读出什么名堂来，完全是陶渊明那种“好读书不求甚解”。
许戈辉：在大理这样的一种特别闲适的生活，没有让你就此就懒惰下去吗？
余世存：从外表上看是有点懒，但另外一方面自己在寻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也没有放弃。比如说我离开北京之前，就大致有一个计划，说要把中国古代的天文起源这个东西要去捋一下，还有把《左传》《春秋》能够再去好好读一下，所以还是比较踏实地读了一些书。看似与世隔绝，但在学问上、在精神上其实并没有隔绝。
离开北京之前，我可能就认为在中国做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个既政治正确也知识正确的立场，做五四新文化的传人。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像上海的张志雄他来北京跟我聊天，为“文革”的事情就能把桌子掀了，然后离席而走。在大理的时候再回看这些往事，就会觉得很好玩，也会更加宽容地看待这些问题，同时也会想，自己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里面更好。
许戈辉：从大理回到北京您可以说是“大隐隐于市”了，在您的著作里一以贯之着启蒙的精神，您常说今天的知识人也好，文化人也好，应尽的责任不够，在这个特别的时代，不该把自己放在学者“士”的层面，像冬眠一样“宅”着。
余世存：很多人都很悲观，包括像我的老师钱里群先生，社科院的学者资中筠先生等等，就认为中国一代一代的人，他在精气神方面完全丧失掉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悲观，就像当年的这些真正的儒家，马一浮先生，熊十力先生这些人想的一样，中华文明即使再乱，社会道德再滑坡，精神再衰败，但是它的经典还在，民族文明的原点也在，只要这些原点在，总会有心灵、精神跟它碰撞，然后就会像种子一样，长成参天大树，花果飘香。在这么一个雾霾沉沉的冬天，它其实就是薪火相传相传，大家都是木柴，可能是湿柴，传不了火种了，但是只要这个经典在，它就是火种，它还是能传下去的，所以我对这个并不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