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在何处？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为什么存在？《今天》当时存在着一个现实的危险：刊物可能会勉强办下去，但是作为文学运动，它将像沙漠里的一条内河，渐渐在酷热和干旱里流失蒸发，最后不知所终。”

李陀认为，有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今天”文学运动和二十世纪欧美先锋运动作相比，是不恰当的。正如彼得•伯格指出的，艺术体制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西方先锋派只以艺术体制作反抗对象，无论在目的上，还是方法上，都已经隐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其失败是难免的。

“相较之下，“今天”文学运动的“先锋性”就丰富得多。无论这一运动和文革的复杂渊源，还是这一运动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联系，以及它在全球化中获得的机遇和位置，都使得《今天》和它推动的先锋运动有着西方先锋派无法比拟的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当然，一个运动并不能仅靠其内在含义坚持和持久，如前所述，在九十年代，这个运动完全有可能半途而废。幸运的是——我愿意再重复一次——是世界变革的大形势，让在半途上挣扎前行的《今天》不仅看到了希望，而且获得了新的动力。”

诗人欧阳江河在《今天，一个故事》一文中特别指出：“从文学史的元叙述意义上讲，同时把心灵的故事，诗歌革命的故事，词的流放的故事，以及社会和历史变迁的故事结合起来，融入到当代中国特定的转型时期，融入到更为广阔的全球化时代，也融入对存在的根本叩问。”他进一步总结时感叹道：“时至今日，《今天》仍是一本没有固定编辑部办公室、编辑部成员散居全球各地的杂志，一个不与世界性的商业潮流做交易，不向平庸生活低头的异端文学群体。

这些年来，这么多《今天》工作的人，一个拿薪水的都没有。这样一个世界最奇特的杂志，办得那么有意义，那么气息生动，那么体面，而且持续了那么长久的岁月，这不仅在中国，恐怕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在《今天》后面那么一个团队，一个由诗人、作家、编辑和编务组成的群体，不仅没有任何私下好处，大家反而把自己的精力、心血与生命全部投了进去，最后形成《今天》这个杂志，这个写作立场和标准。还有那些了不起的捐赠者，没有他们《今天》是不可能办下去的……”

我曾说过，“国际主义”与“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时髦用语，乍听起来大同小异，实则有天壤之别。“国际主义”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是不明国籍的富人合伙坑蒙拐骗。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全球化，并置抗衡交错，包括《今天》获得新的含义。如果全球化是“大陆”，《今天》就是“岛屿”，成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保证。

自《今天》杂志诞生之日起，我从青年到老年，作为亲历者和目击者，与同行在一起，前仆后继，分享苦与乐。什么是奇迹？其实并无奇迹，追溯文学传统中的精神源泉，砥砺激发，构成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内在张力。

在2006年春，我在《今天》纪念活动的演讲中指出：“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是语言的暴力丶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