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父辈青春吗？68一代学人的青春记忆
作者：贺祖斌
摘自贺祖斌《思考大学》
80年代上大学的我们这代人，绝大多数生于60年代，也就是常常被称为“68一代”，即：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
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处在承上启下的时间点，这代人承载了过去年代人的部分苦难，又幸运地遇上开放时代。这注定这一代人比任何一代人的内心都复杂，他们在每个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都经历内心的巨大考验，因为社会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新的思想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代人有着特殊的历史痕迹。在我看来，生于60年代，感受了70年代的那种英雄革命主义色彩，但不再盲目信仰，不再大声喧哗；生于60年代，全程经历了始于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是理想兼顾现实的一代，也是初尝了文革苦难和亲历了变革希望的一代。
从这代人的价值观看，正好处于50代人到70代人中间的一个阶段，扮演着很好的中间桥梁，承载这两代人之间价值观的差异，同时能够兼具50代人的一些价值判断，又比较容易理解70、80年代随着整个年代变迁所赋予他们的新价值观。
相对其他年代的人而言，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这代人三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苦难，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和政治的动乱，给少年时期的生活带来压力；二是责任感，因为承受着生活的压力，迫使自己需要改变，承担责任的意识就更加强烈；三是感恩，正因为经历了苦难，对生活和社会的变化感受就更加强一些，对时代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发展总抱有一种感恩的情怀。因此，我认为，这代些人的经历，对责任、理想、英雄、改革有着更理性和清醒的认识。
当年，十年动乱结束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科学大会的召开，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欢欣鼓舞。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给无数青年人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在我们求学的年代，华罗庚、陈景润的事迹激励着学子们发愤读书，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刻苦攻关。我记得，叶剑英元帅的“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几句话被到处贴在学校和教室的墙上，这代表着老一辈的殷切期望，成为了我们那一代人奋发向上的动力。那时，没有人不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在未来的二十年里，超英赶美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我们非常真诚地拥有这种理想和情怀！
生于60年代的我们这一代，是无奈的又是幸运的：60年代初出生的时候，正在经历或者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几乎处于原始阶段；60年代中后出生的时候，或当需要读书的时候，赶上了始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少年成长期是冠以“红小兵”的名义是在动乱中度过的。因此，我们这代人的基础教育是残缺的，或者说是天生不健全的。好在我们也是幸运的，当我们高中毕业时，遇上了能够通过考试上大学，用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辛勤努力取得上大学的机会；上大学基本不缴费，还有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补助；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工作也是国家统一计划分配的，不用担心没有工作，只是工作单位的区别而已。当我们刚刚工作不能挣钱的时候，住房是单位分配的，只不过空间狭小而已，但还有等的希望。这是一个幸运的时代！
当然，这代人注定会遇到尴尬。当我们工作之初，社会各行各业急需人才，本科毕业还能够算是不错的“人才”了。几年之后，特别是在高校，遇上强调高学历，本科毕业明显不够了，又不得不能埋头啃书、赶考挣学位。等拿下硕士学位的时候，才发现硕士已经过时了，回头一看周边全是年轻得有劲没处使的硕士，正如梁实秋先生在《中年》里说的“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齐在你眼前摇幌，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这时候自己年龄也不小了，头发偶尔长出几根白发。如不向前走还真不行，于是又不得不放下“老生”的架子，白天忙着无奈繁琐的工作，晚上还忙着补习英语，攻下学术的制高点——博士。这时候又发现，父母年老多病，头发斑白，急需我们的照顾；小孩也正在向竹笋一样一天不同一天，当教育他们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讲的自己听不懂，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作为父母，如果错过下一代的成长教育期那就是大错，因此对儿女的教育也一点都不能马虎。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吃苦耐劳”。一边承受着生活和工作压力，一边承受着学术负担，终于将博士帽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忽然发现这只是个“土鳖”（国内博士），真正吃香的是“海龟”（国外博士）。但，人到中年，已经没有斗志和精力再去国外“博”了。这时候你不得不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千万不要与下一代去争，这是历史的规律！我的这种经历，代表着我们这代人相当一部分人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尴尬和不安。
也许，60年代的人成功立业的追求表现得比较明显一些，会更强烈一点。常常有要做成一件事情的冲动，做事不讲名利，不计报酬，这是当年绝大多数人的原始境界。这一点与70、80年代的人相比，可能表现得突出一些，或许，这是当年的理想主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